蒲鲁东（1809—1865）算是马克思同时代的人，而且这个人曾对国际工人运动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理论拐走了一大批工人阶级的粉丝，并且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曾经花费大量精力写书撰文，专门批判蒲鲁东的学说。

蒲鲁东出身于一个小生产者家庭，12岁时他父亲破产，家庭经济状况困难，所以他很早就辍学打工、赚钱养家。他年轻时当过多年印刷厂的排版工人，后来也与人合伙开过小印刷厂，是个名副其实的小资产阶级。蒲鲁东从小就非常热爱学习和思考，1840年31岁的草根作者蒲鲁东出版了他的作品《什么是财产？》，因为在印刷厂工作的便利，这本书的排版都是他亲自搞定的。书上市后大卖，这让他名声大噪，走上了学术的道路。

蒲鲁东写这本名为《什么是财产？》的书，目的就是要论述“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保留个人占有”的合理性。他问：“财产是什么？”并接着回答道：“财产就是盗窃！”放高利贷是盗窃借贷者的财产，收地租是盗窃租地者的财产，商品贸易、雇用工人、投资入股等都是盗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盗窃”行为富裕起来并成为有产者的。漂亮的书名加上“雷人”（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共同促成了这本畅销书的出炉。不过后来，博学的马克思忍不住揭了蒲鲁东的短，说他最“雷人”的这个观点——“财产就是盗窃”并不是原创的，而是剽窃1789年的另一位学者布里索的观点，所以蒲鲁东就是一个学术不端的“科学暴发户”。

蒲鲁东一方面激烈地反对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共产制和私有制的目的都是好的，它们所造成的结果都是坏的。……共产制反对独立性和相称性，私有制则不能使平等和法律得到满足”。他希望建立的是一种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式社会，而且在改造现有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更是反对使用暴力和革命的手段。他明确表示，“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

蒲鲁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任何权威，包括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他认为所有政府都会干涉个人的自由，既然由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精神，就能够很好地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运转，就根本不需要任何政府多余存在。他在这方面说了很多名言，比如：“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合法的人民代表。一切选举制度都是有缺点的机械论。”“打倒政党。打倒政权。要求任何公民的充分自由。”在改造社会的具体决策方面，他对开办国有银行寄予厚望，希望通过这种银行向生产者提供无息贷款，进行劳动者之间没有剥削的平等交换，他的思想显然也走向了空想。

蒲鲁东的思想对法国工人阶级影响很大，因为他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工人阶级的心理：工人想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又不愿意同资产阶级大动干戈；工人在资本家压迫下没有多少自由，蒲鲁东说取消政府就能拥有完全的自由；工人没有资金，蒲鲁东说国家银行给提供贷款，谁也不剥削谁，工人们可以互帮互助。(www.daowen.com)

后来在著名的巴黎公社起义（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中，临时掌握了巴黎政权的公社成员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革命的，而是本能地接受了蒲鲁东、布朗基等人的指导思想。在占领巴黎后最关键的时刻，这些在小资产阶级情怀影响下的工人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形式和程序上”公平的选举，却没有抽出更多的精力来加强战备以坚定地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权，因为从他们内心始终没有足够的理论自信让自己拿起武器为稳固的领导权抗争，当被人污蔑说他们挑起法国内战时，公社社员们甚至还会怀疑自身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一点就像封建社会时期国内外很多农民起义一样，有些起义之所以失败跟道义上认为自己“名不正、言不顺”有很大的关系，一旦被戴上挑起内战、以下犯上、谋反等帽子后，起义者的战斗意志会被极大瓦解，就更不敢去为长期的目标采取一些果决措施了。

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方面不彻底、不坚决，几乎是所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共同特征。

马克思曾经在《法兰西内战》中评价道，巴黎公社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只不过，始终对资产阶级抱有一线希望的工人阶级，后来面对巴黎公社的残酷失败和数万名社员被杀的血的教训时，才彻底醒悟。是鲜血教育了他们，如果不能实现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工人阶级的胜利都只是暂时的，这个教训在几十年后的俄国十月革命中被列宁很好地汲取了。

恩格斯后来指出，“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蒲鲁东主义在巴黎公社失败后，虽然逐渐淡出了工人阶级的视野，但无政府主义却没有绝迹，直到今天仍然盘踞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