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1770—1831）

19世纪初，德国思想界最大的哲学泰斗和学术权威是黑格尔，黑格尔当时建立的是一个几乎不可撼动的庞大的国家哲学体系。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因为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民主自由思想的觉醒饱受指责，君主立宪制摇摇欲坠，黑格尔振臂一呼发出灵魂反问：君主立宪制有什么问题？普鲁士国家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最好的国家。黑格尔说自己从事哲学研究就是要为国家服务，国家才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真正本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要从属于国家。有这样的表态，普鲁士政府自然愿意抬举黑格尔成为普鲁士皇家钦定的哲学学术领袖啊！正因如此，黑格尔那个著名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才被当作最响亮的黑格尔式的语录广为流传，这相当于哲学以极其体面的方式重新赋予正试图在社会思想领域寻找支撑的普鲁士政府以合法性，这根救命稻草必须得赶紧抓住。如果现存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那么普鲁士的司法专制、官僚警察、书报检查，甚至在欧洲的落后地位和各小邦国的分裂就都是合乎理性的了，那人们还反抗什么啊？

其实黑格尔哲学的本意并非如此，他所说的是哲学上的概念，现实性在自身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而必然性都会变成应然，从而成为合乎理性的。普鲁士政府不管这些，他们利用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就够了。这种利用给黑格尔本人带来不小的社会荣誉、地位和利益，黑格尔非常体面地接受并享受了这些待遇。

所以，黑格尔度过了一个识时务的学者所能过上的最美好的生活。

恩格斯在他所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经非常巧妙地批驳过黑格尔的逻辑。他说：

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1]

批判归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发现了巨大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体现在：黑格尔辩证法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都具有最终性质的传统看法，在黑格尔这里，真理已经不是那种在虚空中存在的一经人们发现只需要死记硬背就能掌握的东西，真理是人们在对事物不断认识过程中由较低向较高的阶段上升的认识，这一点无论是在科学认识方面，还是在哲学社会认识方面都是如此。同理，人类社会也处于一个无限循环上升发展的进程中，没有什么是最终的，一切都是过程！(www.daowen.com)

举个例子来说，使用奴隶、私刑惩罚、人口买卖等在过去曾经被看作正常合理普遍的社会现象都已被现代文明社会所摒弃，再比如钻木取火、穴地而居、马拉肩扛等过去普遍存在和使用的劳动和生活方式，在新的时代都被淘汰并以更高的技术手段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哲学辩证法非常赞赏，“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2]

只不过遗憾的是黑格尔金光闪闪的辩证法思想，却被禁锢在他唯心主义的囚笼中，黑格尔并不能让他发现的真理再向前一步，他没有能力对自己这种革命性的思想进行科学总结，不能让这种进步的辩证法成为指导实践的坚强武器。黑格尔及其追随者们喜欢躺在自己晦涩难懂的辞藻中玩弄“绝对观念”等名词和概念，哲学被他们玩成了小众的奢侈品。

恩格斯曾专门解释过为什么黑格尔如此革命的思维方法，产生的竟然是维护普鲁士封建专制统治的极其温和的政治悖论。“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恩格斯眼中的庸人，其实就是黑格尔自身的阶级本性，作为一名资产阶级学者，黑格尔不可能会得出别的结论，对于他来说，普鲁士国家是具有决定性力量的东西，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就像每个人的身体从属于头脑一样合乎理性。恩格斯后来也批评过社会民主党内部害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右派分子，说他们是“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指出草案的政治要求中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须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将是“一个大错误”。所以，“庸人”这个词语在恩格斯的词典中不是审美的“俗”，而是指改造现实的能力很差且方法不对的意思。

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观念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人类应该追求的历史的终点，但是这个绝对观念是不可描述的一种东西，类似“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说不上来“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历朝历代论述“道”的文章和书籍却汗牛充栋。同理，黑格尔说绝对观念是绝对的，所以是必然的真理，人的观念“外化”下沉到自然界，这个僵化、孤寂且毫无意识的自然界就成为人类精神外化的产物，它也必然向着精神的目的上升发展，而推动它向精神发展的力量却来自上帝。黑格尔又说：“上帝不会永远地僵死，而是僵硬冰冷的石头会呼喊起来，使自己超生为精神。上帝是主观性，是活动，是无限现实性。”^[3]最后，在精神、思维和历史中回归自身的仍然是戴着上帝的枷锁的东西，在市民社会中完成的也不是人的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平等的实现，而是“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这就是恩格斯所批评的黑格尔哲学存在的最大矛盾：巨大的革命性被同样巨大的保守性窒息。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因此全部抛弃黑格尔哲学，而是将其中最有价值的辩证思想继承发展下来，并让原来倒立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的辩证法，重新站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