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刚开始学习哲学的人，总是会好奇地发问：是唯物主义高明还是唯心主义高明呢？

唯物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稀奇的、新被发现的东西。从整个人类思想史上来看，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还是崇拜上帝和超自然力量的宗教的、原始的唯心主义，它们是同样古老的思维方式，没有谁资格更老的问题。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认识世界的观念，自它们被人认识和应用之后，就一直在试图一决高下。而且直到今天，这两者之间仍然没有一个能够在全世界占据完全的、绝对的主导地位，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不是“白即是白、黑即是黑”那么单纯，而且也绝不是谁比谁好、谁比谁不好的问题。相较于科技进步的速度，人类思想更新迭代的速度要慢得多。

怎样区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呢？恩格斯曾经告诉大家一条最有用、最有效的方法：物质和意识哪个是世界的本原，思维和存在谁具有第一性，这是一切哲学区分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阵营的关键问题。凡是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社会存在决定思维（社会意识）的是唯物主义，反之就是唯心主义。

而马克思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也是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的。

刚刚从学院踏上社会的青年马克思从自己的记者编辑工作中认识到：关注现实的人，关注人的现实的困难，远比分析人的欲望、人性、理性的思辨更有用、更有力量。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时，有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奠定了他关注现实的人，从经院哲学走向现实生活，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的基础，其一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另一篇则是《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人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希望通过“上层改革”的方式，将自由、平等等法国大革命思想和原则引入本国，改造自己的封建残余制度，把普鲁士建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强国。

然而，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丑陋的。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在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始终带着封建专制的偏好和印记。莱茵地区被生活所迫的穷人到森林中捡拾枯树枝的行为被视为盗窃林木所有者的财产，这样的法律在青年马克思看来是极其自相矛盾、极其无耻的。因为，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穷人要去进行这种“盗窃”，而在于：

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而最终是靠那种像水螅一样附在地上的人为生，后一种人只有许多只手，专为上等人攀摘大地的果实，而自身却靠尘土为生；因为在自然的动物王国，是工蜂杀死不劳而食的雄蜂，而在精神的动物王国恰恰相反，是不劳而食的雄蜂杀死工蜂——用劳动把它们折磨死。^[1]

而在对这种“卑微的盗窃”的惩罚上，林木所有者却一直试图把国家的公权力当成惩罚私人的工具，因为“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国家观念所照亮和熏染，它的这种非分要求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而切实的考验。……私人利益非常狡猾，它会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把自己最狭隘和最空虚的形态宣布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准则”。^[2]这便是普鲁士法律的现实，这种现实让一直期待构建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法哲学体系的马克思深受触动，也逐渐开始瓦解他那曾经深受黑格尔体系影响的国家观念和法的观念。

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直接驳了莱茵省总督。起因是1842年12月《莱茵报》驻摩泽尔地区记者彼得·约瑟夫·科布伦茨在第346期和第348期报纸刊登题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的两篇文章，文章讲到摩泽尔地区葡萄种植者普遍处于贫困状况的基本事实，这本来属于正常新闻报道，但却被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指责报道失实损害了政府威信，他以行政长官的身份要求报纸限期做出解释。

马克思作为报纸主编必须直面这个难题，他决定捍卫记者的良知而不是向政府低头。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政府官员傲慢的官僚主义作风，揭露他们对穷苦百姓的高傲态度、对法律的漠视以及自私自利等行径。马克思认为，记者只是在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但哪怕“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达“在贫困中产生的民众语言”，都会被封建专制的普鲁士官方认为是不真实的，他们只会把葡萄种植者的无奈求助看作无理取闹，而实际上这个地区的贫困正说明政府的管理不当。

正面驳了莱茵省总督后，《莱茵报》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马克思曾经试图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继续进行他的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而青年黑格尔成员却对这一策略大为不满，他们不顾现实可能性一味沉湎于用绝对理性批判改造现实的幻想和激进的空谈中，这也让马克思下定决心同青年黑格尔主义决裂。“在我们的时代，胡闹、莽撞的行为应当受到公开而坚决的谴责；我们的时代需要严肃、刚毅和坚定的人来达到它的崇高目标。”^[3](www.daowen.com)

鲍威尔是什么类型的人？他自诩为批判家，可以再给他加上一个形容词：高冷的批判家。他说过，批判家既不与社会共患难，也不与社会同欢乐；他既不懂友谊和爱情，也不懂愤恨和忌妒；他离群索居，只是口中时时发出奥林波斯山众神对世上的谬误的嘲笑。

《莱茵报》同普鲁士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后，报社股东们希望同政府和解，遂表露出解雇主编马克思的意思。1843年3月17日马克思宣布退出报纸编辑工作，但资本家们期待的同政府的和解并未达成，没有马克思的《莱茵报》仍然难逃被政府封禁的命运，于3月31日完成第456号报纸发行后停刊，可见所谓“言论自由”是多么脆弱和不堪一击！

《莱茵报》这段短暂的工作经历，让马克思开始从粗糙的尘世生活中思考政治、国家政权、法律和经济生活、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将自己关注的问题从哲学和政治批判拓展到经济研究领域，他开始自觉地使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

正如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所说：

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4]

以前的哲学家们喜欢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上，靠发明晦涩难懂的概念在社会大众面前故作高明，像魔术师一样时刻担心自己的小戏法被偷窥者窃取。而马克思却犀利地认为，现在哲学应该世俗化，要让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卷入现实斗争的旋涡。从《莱茵报》出发，马克思把“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并在批判一个旧世界的同时建构着一个新世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4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