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的脊梁”——论主旋律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

（一）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1]正是这些中国的脊梁和民族的精英，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鼓舞人民前进的动力，也是历来各种文艺作品注重刻画的艺术形象。

因此，主旋律电影的人物形象主要是塑造这些“中国的脊梁”，其艺术感染力也主要来自这些有独特人格魅力和高尚道德情操的人物形象，来自他们感人的事迹所构成的生动的故事。由于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故而主旋律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否成功，不仅直接关系到影片的主旨内涵能否得到生动体现，而且也关系到影片艺术质量的高低和艺术感染力的强弱。从以往的创作实践来看，一些优秀的主旋律影片的主要人物形象，都能给观众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并为电影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艺术形象。

具体而言，目前主旋律电影的正面人物形象塑造，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物：

其一，具有民族气节和高尚情操的历史人物：他们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曾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特殊贡献，这其中有卫国御侮，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英雄郑成功》）；有不屈服于外国列强欺压，坚持禁烟，奋勇抗争的林则徐（《鸦片战争》）；有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中国政府全权代表顾维钧（《我的1919》）；有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克服重重困难，设计并负责修建中国第一条人字形铁路的詹天佑（《詹天佑》）；有体现了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者田汉和聂耳（《国歌》）；有被誉称为“民族魂”的伟大的文学家鲁迅（《鲁迅》）；有在东京审判中坚持正义、舌战群儒、维护民族利益，终使日本战犯受到严惩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东京审判》）等。

其二，革命先驱者和领袖人物：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建立了丰功伟绩，其革命经历和人生之路体现了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相继拍摄成的影片涉及到老一辈革命家的众多人物。除了如《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等历史片及《大决战》等战争片涉及到各种领袖人物的塑造外，传记片创作塑造的人物形象主要有孙中山（《孙中山》《孙文少年行》），毛泽东（《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的故事》《毛泽东与斯诺》《毛泽东在1925》），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万隆之行》），刘少奇（《刘少奇的44天》）、邓小平（《邓小平》《邓小平1928》《我的法兰西岁月》），彭德怀（《彭大将军》），刘伯承（《青年刘伯承》），李富春和蔡畅（《相伴永远》）等。

其三，优秀的革命干部：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有一些廉洁从政，尽职尽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好干部，他们为老百姓所尊敬和热爱。其中有焦裕禄（《焦裕禄》），孔繁森（《孔繁森》），孙明正（《信访办主任》）、郑培民（《郑培民》）、任长霞（《任长霞》）、牛玉儒（《生死牛玉儒》），谷文昌（《公仆》），郑九万（《村支书郑九万》）等。

其四，英雄模范人物：无论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还是现实生活中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均是主旋律电影创作关注的重点所在。这其中既有家喻户晓的英雄战士张思德（《张思德》）和抗联女英雄赵一曼（《我的母亲赵一曼》）；也有献身于部队建设，为抢救战友而英勇牺牲的少校军官楚宁（《炮兵少校》）和克服种种困难战胜各国强手，歼灭国际毒匪，为国家和军队赢得了荣誉的特种兵王晖、胡小龙（《冲出亚马逊》），以及见义勇为、孤身与歹徒搏斗的士兵尤江（《士兵的荣誉》）；既有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蒋筑英》）和陆光达（《横空出世》）；也有优秀女法官安慧（《法官妈妈》）和胸怀振兴民族工业大志，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现代化大企业领导者凌敏（《首席执行官》）等。

其五，具有传统美德、先进思想或献身精神的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平民英雄”，他们的事迹同样感人肺腑。如忠于职守、爱生如子的小学教师王双铃（《烛光里的微笑》）；具有博大母爱的普通农妇九香（《九香》）、普通女工孙丽英（《漂亮妈妈》）和普通教师赵丽云（《下辈子还做母子》）；把全部心血用在西部偏僻山村民办小学教育的女教师张美丽（《美丽的大脚》）；几十年如一日传播和弘扬雷锋精神的乔安山（《离开雷锋的日子》）；不惧威胁利诱，誓死维护国家利益的护林员天狗（《天狗》）；不计个人得失，具有奉献精神的医生陈金水（《云水谣》）；在边远山区工作了一辈子，为执行国家法律而献出自己一切的法官老冯（《马背上的法庭》）等。

上述几类人物乃是目前主旋律电影人物形象塑造中最主要的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也是主旋律电影思想主旨的内核所在。因此，如何运用电影艺术手段使这些人物形象在银幕上栩栩如生，更具打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使之能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应是主旋律电影创作中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二）

由于许多主旋律电影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改编的，所以其人物形象塑造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切实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而不能违背历史真相和生活真实。特别是历史片和传记片，更要运用纪实手法突出一个“真”字，尽量保持人物的真实面貌，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在情节的自然发展中开掘出人物的真挚情感，凸显出人性中真实的一面。这是因为历史片和传记片的主人公或为历史上的伟人和名人，或为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模范和先进人物，他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其身世经历乃至生活故事均为普通民众所知。故而，任何违背历史真实的描写都会令观众无法认同；只有在真实的历史过程和时代环境中展示人物的命运，表现人物的个性，开掘人物的情感，才能塑造出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

同时，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又往往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生活流程连接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无法割裂彼此之间的联系；所以，只有真实地再现主人公的生平事迹和命运波折，才能对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时代生活进行概括和折射；否则，就会歪曲历史和生活，无法揭示其内涵和本质。

因此，表现真相，描写真情，把真相和真情有机融合为一体，乃是人物形象塑造十分重要的环节。对此，不少创作者已有共识。例如，《重庆谈判》的编剧张笑天曾说“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文艺作品，能否立得住，首先要看它是否真实可信，真实是艺术的灵魂，这是再确切不过的了”^[2]。《东京审判》的导演高群书在谈到该片创作时也曾说：“我想借这部片子告诉大家一段历史，这个历史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真相是确实存在的，是不可能被某种方式和某种原因遮盖的，事实就是事实，真相就是真相。”^[3]

故而，此类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只有建立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再现其真相。可以说，成功的主旋律电影都符合这一基本要求。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有争议或有变化的人物时，更应注重这一点。例如，《大决战·辽沈战役》中林彪形象的塑造，就尽可能再现了其本来面目。银幕上的林彪形象，其形体、动作和气质都很逼真。编导既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帅才风范，又描写了他的固执、自信甚至有些偏执的个性。影片并没有因为他后来的叛党叛国而否定他前期的战功，或故意丑化其形象。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若要生动地表现人物的真相，就离不开对人物真情的描绘，否则人物就活不起来。只有深入地写出人性、人情之美，才能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并具有打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一般来说，描写普通人的情感较易，而描写领袖人物的情感较难。因为创作者往往对领袖人物怀有一种敬仰之情，所受束缚也较多，很难放开手脚大胆开掘其内心世界。故而，银幕上的领袖人物往往很难向观众袒露心扉，吐露心声，其形象也容易陷入表层化、概念化的模式之中。为此，近年来部分主旋律电影注重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可贵的探索，进一步强化了情感描写，使领袖人物形象塑造在真相和真情的融合上更加深入贴切。如《毛泽东与斯诺》就以毛泽东与斯诺30多年的深厚友谊作为叙事框架，注重以情写人，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品质。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十分感人：当贺子珍生孩子时，毛泽东在屋外烧火，在熊熊燃烧的火塘边，他与斯诺谈起长征途中被迫送人的孩子时，略带遗憾地强调说：“那是一个男孩子。”话语虽平静，却表现了一个普通中国父亲的心态，即对男孩子更加重视，而失去一个男孩子也更加惋惜。正是这种常人的心态，一下子缩短了他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使观众更加理解和敬重毛泽东。

当然，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主旋律电影，作为艺术创作，也可以而且应该有一些虚构，但其前提是不影响或不损害影片和人物形象的真实性，虚构的内容要和历史真实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就拿《张思德》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编导在用艺术手段再现这一人物形象时，就加入了很多想象和虚构的材料。影片着重描述了张思德从1943年到1944年9月去世这一年多时间里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任务的生活状况，其中有几条主要线索：张思德与延安保育院一位烈士遗孤亲如父子的关系；他和一位哑巴炊事员类似儿子与父亲的关系；领袖毛泽东与士兵的关系等，构成了影片情节的主干。虽然哑巴炊事员和保育院的烈士遗孤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他们与张思德之间的关系却是虚构出来的。然而，这两条虚构的情节线对塑造张思德的形象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他的道德操守和情感世界，使其艺术形象更加丰满生动。

对于那些并非根据真人真事创作改编的主旋律电影，也同样应该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强化影片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深度。

例如，《生死抉择》是一部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反腐倡廉力作，影片既真实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反映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复杂性和艰苦性，又成功地塑造了李高成等优秀干部的形象。影片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阴暗面和复杂矛盾，而是在正反、美丑的激烈较量中描绘了李高成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他的党性原则和人格魅力，从而使这部影片和这一人物形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又如，《天狗》无疑是近年来一部有现实主义震撼力的影片，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严酷的真实性。影片也没有回避或粉饰当下农村中客观存在的尖锐矛盾和阴暗面，而是通过护林员李天狗为保护山林不被乱砍滥伐而奋不顾身地与邪恶势力进行较量的故事，深入地揭示了地方邪恶势力肆意侵吞国家资源、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现象，既令人愤慨，也促使人们思考。编导在情节安排上没有将矛盾简单化，而是既描写了冲突双方反复较量和矛盾激化的过程，也描写了各类人在此过程中出于各种实际利益考虑而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在金钱和权势面前，不少人丧失了为人之根本，助紂为虐，由此既显示了人性中的弱点和缺陷，也反衬出天狗高尚的人生境界和勇敢的斗争精神。它打破了一般主旋律电影注重于写“好人好事”的模式，赋予影片更加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

由此可见，运用各种手法强化主旋律电影的真实性美学品格，既是此类影片及其人物形象塑造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创作中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

（三）

虽然主旋律电影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都是一些令人敬仰的人物，但仍要注重从平民化的视角表现人物不平凡的事迹，以减少人物塑造中的神性色彩。创作者不能以仰视的态度去拔高人物形象，要避免“高、大、全”的倾向，努力展示出人物真实生动的人格之美。应该看到，前期的主旋律电影在这方面尚存在着一些缺陷，所以其人物形象往往难以摆脱概念化、公式化之窠臼，可敬而不可亲。而近期的不少影片已注意采取多种手法克服了这种问题。

首先，在影片的题材选择和艺术表现的角度上有所变化，创作者不再仅仅满足于通过宏大叙事从正面去表现主人公的献身精神、过人智慧和顽强斗志；而往往“剑出偏锋”，力图通过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日常生活化的叙事，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人物的精神境界，写出人物的“灵魂深度”，以引起观众的共鸣。

例如，《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就与其他表现毛泽东的影片有所不同，它以毛泽东和毛岸英的父子感情，特别是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后给毛泽东带来的巨大情感冲击为基本情节，从一个侧面深入揭示了毛泽东丰富的内心世界，真实地表现了他既作为领袖又作为父亲的复杂情感，由此展示了一个伟人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从而使观众能进一步走进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对其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又如，《相伴永远》也从忠贞的爱情生活这样一个角度去表现领袖人物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并由此反映了他们的革命生涯和奉献精神。影片选取了李富春和蔡畅53年相濡以沫爱情生活中最具华彩的片段予以艺术表现，使观众能看到领袖人物与普通老百姓一样，也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也会激情飞扬，也会拥抱、接吻，从而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触摸到他们的心灵世界，这样就缩短了领袖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www.daowen.com)

再如，《离开雷锋的日子》没有正面去表现学习雷锋的好人好事，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描写雷锋精神的延续。作为雷锋生前的战友，乔安山在一次倒车时无意撞倒了一根木桩，刚巧砸在雷锋的太阳穴处，造成了雷锋的牺牲。意外的车祸给乔安山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和心理压力，使他悔恨交加、痛苦不堪。他复员到地方运输公司后，带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以雷锋为榜样，助人为乐做好事。其中受到了不少委屈和误解，他思想上也曾有过动摇，但仍然坚持下来，成为雷锋精神的传播者。显然，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让观众耳目一新，而且也能使之感受到雷锋精神所蕴含的人格力量。

其次，一部分主旋律电影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时，也注意尽可能避免把主人公描写成超凡脱俗、全知全能的英雄；而是把其平民化、平凡化，真实地表现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受到的制约、所处的困境，以及思想和性格中的一些弱点，以此进一步凸显其真实感。

就拿《孙中山》来说，影片既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他在近4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以及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也表现了他在革命过程中的孤独感和悲凉感，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一个革命先驱者独有的复杂心态和精神面貌。由于影片以其心理情绪作为结构主线，所以就使观众对身处各种复杂斗争中的孙中山之心理变化状况有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他的孤独和悲凉情绪并没有影响观众对他的敬重和热爱，而是更加理解他、同情他、尊敬他。

同样，《孔繁森》也将人物置身于艰难困境之中，面对西藏的贫困、高原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等，他常常无力解决所面临的许多困难，只能靠忍辱负重、自我牺牲来解决问题，通过情感感化来赢得支持。如他得知两位小学教师几个月没领到工资时，就掏出自己的工资给他们；看见孤寡老人生活艰难，就用自己背去的药箱为老人看病，还把老人的脚揣在怀里为其暖脚；发生雪灾时，他不顾妻子病重把百姓安危放在首位；为了争取救灾款，他住在北京的小旅馆里日夜奔走等。编导在叙事中以伦理感情为中心，塑造了一个虽无叱咤风云之能力，却能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优秀干部形象，令观众感到真实而亲切。

另外，有些影片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注重把人物的性格刻画作为情节构思的基础，避免了那种从概念出发去演绎人物的先进事迹，并加以溢美、拔高的创作倾向。就拿《生死牛玉儒》来说，其主人公是一位市委书记，但编导并没有特意从“市委书记”这一角色去表现他的各种政绩；而是把他还原成普通人，从普通人的角度去审视他，在其胸怀大局、心系人民的生命过程中找到了创作的切入点，通过对人物性格的深入挖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情的市委书记，增强了影片的情感冲击力，从而在银幕上展现了一个使老百姓感到真实可亲的牛玉儒，他也由此成为银幕上沾满生活露珠的“这一个”艺术形象，显示出无可替代的独特性。

同时，有些影片还注重通过多种手段强化人物的性格特征，以此刻画出具有鲜明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物。譬如，《大转折》中的邓小平形象之所以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一个重要原因乃在于编导着重强化了邓小平寡言少语的习惯、简练概括的语言风格，及其沉着稳重、举重若轻的政治家气质。如邓小平一行在风雪大别山的林中露营时，当警卫员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只回答了3个字：“跟着走。”既没有深情的回忆，也没有长篇大论，简洁的回答不仅凸显了邓小平的个性，而且其丰富的潜台词也令人回味思索。

当然，在日常生活化的叙事中，特别要注重细节的真实、典型和生动。有些影片正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典型的细节，才凸显了人物性格，并使之增添了艺术感染力。

例如，《郑培民》就注重以小见大，用细节感人。影片通过不少透视生活复杂性和表现人物品性的细节描写，从不同侧面来展示郑培民行为处世的个性，表现其人格操守和感人情怀。譬如，影片注重在“鞋”上做文章，郑培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给妻子买两三双布鞋，自己下乡也是平民打扮，到处奔走，鞋上沾满了泥土。他有一句口头禅：看一个好干部，要看他鞋底沾了多少泥。但后来他却为县委书记陈方平准备了皮鞋去见教授，以示尊重；他在教授门外驻足等待，是因为约定的时间还早，不能提前打扰等。这些细节对于表现人物的思想品德和独特个性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又如，《漂亮妈妈》讲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关于母爱的故事，影片把生活中的许多琐事和细节，诸如下岗、离婚、摆摊、求职等，都描写得十分真实感人。这些情节和细节对于表现孙丽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波折来说，十分典型和生动；而对于观众来说，则是他们所熟悉的，因此倍感亲切。由于影片的叙事采用一种散点式的生活片断的连缀，注重在平实的叙述中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这些琐事和细节的设置与描绘就显得尤为重要。

有时为了更好地推动情节发展，并深入开掘出人物的个性，还需要重复使用某些细节。如在《冲出亚马逊》中，特种兵胡小龙的靴子先后出现了4次：刚开始训练时，胡小龙向教官报告他的靴子太大了，教官不仅不予理睬，还训斥他要服从命令。后因靴子不合适，胡小龙行军时掉队了，教官罚他饿着肚子跑步，他虽感委屈，却坚决执行命令。当胡小龙在摔跤时用中国功夫战胜了强悍的对手，并经受住了高墙冲水的考验后，中国军人的优秀品质征服了教官，他悄悄把一双新靴子放在胡小龙的床前。最后，在颁发结业证书的仪式上，一向严肃的教官十分幽默地对胡小龙说：我保证以后来的中国学员都会有合适的靴子。通过一双靴子，不仅表现了胡小龙的优良素质，而且使他和教官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也得到了形象化的展示。

总之，注重从平民化的视角去塑造人物，努力克服拔高、溢美等不良创作倾向，也是主旋律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应该遵循的一种基本规律。显而易见，只有当银幕上的人物形象显示出真实生动的个性之美和人格之美时，才会打破概念化、公式化之窠臼，具有长久的艺术感染力和美学生命力。

（四）

主旋律电影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与演员的表演有直接关系。优秀的演员往往能通过朴实自然、形神兼备、不露痕迹的表演，使人物形象既活在银幕上，也活在观众的心里。

无疑，强化表演的真实感，注重于形似与神似、真相与真情的有机融合，乃是演员塑造此类人物形象的关键所在。演员要在熟悉和把握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及独具特点的基础上，注重通过富有魅力的艺术表演，生动准确地显示出人物的心态和个性，使之具有真实感与亲和力。舍此，人物形象只能是概念化的产物，不可能具备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例如，王铁成在《周恩来》中饰演周恩来形象时，一方面调动了他多年来饰演周恩来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另一方面又进一步研究了一切与周恩来有关的资料，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了周恩来，真正走进了他的心灵深处。于是，他在表演时就能十分准确地把握住晚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而忍辱负重、鞠躬尽瘁、大义凛然的心态和个性，在形似的基础上注重于在神似上下功夫，努力揭示周恩来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的痛苦心境，表现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特别是他善于敏锐地抓住周恩来瞬间的精神状态，准确地传递出人物的内心情绪，由此使人物形象形神兼备。由于王铁成十分出色的表演，使周恩来这一艺术形象达到了几乎可以乱真的程度，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赏。

又如，《焦裕禄》这部影片的成功是和李雪健朴实深沉的表演分不开的。他很好地把握了人物性格的基调，突出了焦裕禄心系人民、忘我工作、严于自律等品格，并深入揭示了他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世界：面对挨冻受饿、流离失所的灾民，他心如刀割；看着救灾物资无人问津，他既内疚又愤怒；得知园艺场老场长因劳累和缺乏营养而去世，他捶胸顿足；弥留之际，他把手表留给女儿，嘱咐她上班不要迟到。李雪健在银幕上的举手投足，非常真实自然、分寸恰当，从而使焦裕禄的艺术形象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当然，演员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和把握，要突出重点，抓住根本；要通过主要情节的展示来凸显人物性格的特点，从而使人物“活”起来，并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例如，陈道明在《我的1919》中塑造外交才子顾维钧时，就注重通过一些重头戏的表演，充分展示顾维钧的个人才华和人格魅力。在和会的辩论会上，面对日本代表牧野咄咄逼人的攻势，他以特有的机智、幽默，巧取牧野的一块金怀表，由此激怒了牧野，并被其称之为盗贼。于是顾维钧反击道：日本掠夺了中国山东省，是不是世界的盗贼呢？一块怀表引起牧野如此愤怒，那么山东3600万老百姓丢失了山东该不该愤怒呢？4万万中国人民该不该愤怒呢？继而他慷慨陈词，从历史、人文、主权、经济等诸方面阐明了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严正立场。由此，一个优秀外交官的艺术形象就耸立在银幕上。

与此相似的还有刘松仁，他在《东京审判》中塑造中国大法官梅汝璈时，也同样如此。当法庭经过817次庭审进入量刑阶段时，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在是否对日本战犯执行死刑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分歧。在正式投票表决前，梅汝璈要求发言，他让服务员拿来一杯水，而后他把这杯水摔在地上说：杯子代表人类，水代表文明；如果人类不存在了，文明还会存在吗？以此反驳来自法国的法官关于执行死刑是不文明的说法，坚持要求对那些肆意屠杀中国民众并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的主要战犯执行死刑。随后他又阐述了自己对佛教的看法来反驳来自印度的法官，并重申法律的威严。他的渊博知识和过人智慧，他的无所畏惧和大义凛然，在这一场舌战群儒的重头戏里得到了充分展示和体现。

显然，演员若要通过表演使人物形象既活在银幕上，也活在观众的心里，除了要有精湛的演技外，还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仅要认真体验角色的生活，还要和角色真正融化为一体。例如，宋春丽在《九香》里的表演颇受好评，她从年轻的九香演到年老的九香，把一个身处逆境而性格顽强、具有博大爱心的农村妇女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真挚感人。为了追求表演的真实感，她什么都来真的。如“为了找到饿的感觉她经常不吃饭，为了找到负重感她专挑重活干，甚至连九香的咳嗽，她都来真的，我们在银幕上看到她咳嗽的那场戏，连嘴唇都咳紫了”^[4]。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所以才能使九香的银幕形象感人至深。

对于主旋律电影创作来说，人物形象塑造是一个永恒的课题，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积累经验。只有当银幕上众多的人物形象能真正走进广大观众的心灵深处，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和喜爱时，主旋律电影才会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也才能赢得观众、赢得市场，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此文为作者参加《中国电影年鉴》等单位主办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原载《电影新作》2007年第6期。）

【注释】

[1]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杂文选集》（下），外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598页。

[2]张笑天《历史片的魅力》，载《电影通讯》1994年第3期。

[3]见《正义之声，振聋发聩——北京各界人士在影片〈东京审判〉观摩研讨会上的发言纪要》，载《电影新作》2006年第5期。

[4]孙沙《我拍〈九香〉》，载《电影通讯》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