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甘霖（全港各区工商联）问：长官候选人若由港人组成的资格委员会先通过，再由全国人大审核委员会通过后，再普选，有无违反基本法？

答：基本法内无规定这样的审查机制，只是规定了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来提名。

刘宇新（工商界人士）问：市民形容这次释法是为香港部分人士包括部分专业人士补课，为广大香港市民上基本法课，是否同意？

答：释法主要是政制发展讨论中遇到的程序问题，如同时也能收到基本法广为宣传的效果，当然求之不得。

杨森（民主党主席）问：1993年鲁平主任曾说，第三届立法会选举是特区自行决定，但释法设置关卡，是否推翻鲁生讲法？民主党对释法表示遗憾，人大能否以后不再任意释法，维护高度自治。

答：不管是谁说的话，最后都要以人大常委会的释法为准，这是最高权威的，也是最体现出基本法立法原意的。

人大不可能承诺今后不再释法，因为释法是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人大常委会的权力。给了这个权力，相应就有责任。所以如果承诺说不释法，就把人大常委会置于违宪的境地。

说释法就打击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我刚才演说时已说过，因为人大释法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也是对高度自治的可靠保障，是对基本法正确贯彻实施的最高监督。按基本法办事，不应该有那样一个后果，破坏了“一国两制”或损害高度自治。

司徒华（立法会议员）问：行政长官向中央提交报告之前，是否有一段咨询期，时间多长？何时提交报告？提交前会否公布？

答：这个问题由曾荫权司长回答更合适些。

李柱铭（立法会议员）问：基本法159条第四款说明，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国家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但158条没有同样的条文。是否人大常委会使用解释权时，可以同国家对香港的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若不是，为何158条无这一款？

答：159条是基本法的收尾之作，是管整部基本法的，所有条文都需遵循此原则。从立法技术上讲，也不需要每条都作此规定。

祈俊文（美国驻港总领事）问：你会确认人大常委会会保持释法的罕有性吗？

答：回归刚七年，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人大都是在万不得已时，为了香港好，作出该举动。我注意到报章上有人引用我2000年4月1日在香港的演讲，其中一句话：人大既已授权，今后不会也不必频繁释法。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当时我还讲了另一句话：必要时，人大常委会进行释法，希望大家以平常心对待，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非现在就能承诺不再释法，不能预期。

帕盛文（英国驻港总领事）问：释法是否能解决所有问题，不需要进一步释法？

答：这次释法当然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只是政制发展的程序问题。今后是什么情况，应该有多种方式。通过这次解释，把政制发展基础打下来了。原来我讲的“搭桥”，桥搭起来以后，大家齐心协力过河。其中也需要广泛地集思广益，寻找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是不是今后一定不释法或释法，我也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www.daowen.com)

涂谨申（立法会议员）问：立法法内的新情况是否与立法原意不一致？立法原意是否有发展性？如何分别解释法律与修改法律？

答：立法法规定的新情况是指法律制定后，又有了新的情况，要明确其法律含义，如果能在原法律条文中以新的含义来明确，那就明确，即解释，如不行，那就要修改。

在内地掌握释法时也是这样，如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的处刑重，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处刑轻。村委会主任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以前以轻罪处理，但一些财力雄厚的村委会，且需要承担一些行政事务，作为执行乡政府行为中若有贪污行为，那就以国家工作人员来论罪，这便是一种新情况发生，可以在原条文中找新的含义，如实在找不到，那就要修改。1999年居港权问题，因为条文确实是原来的含义，但写得不清楚，港人所生子女，指的是成为永久性居民后所生的子女，这也不是谁的责任，但条文中有不够清楚的地方，现在把它解释出来。我曾讲过，如果条文没有这个原意，不要说167万人，就是267万人，你也不能硬解释，那就必须修改该法律。

冯志坚（金融服务界）问：如特首不提出修改报告，人大常委会如何判断香港实际情况和有修改需要，如何通过董或港府向立法会提出，又特首对获通过的议案不同意，不向人大备案，结果又如何？

答：特首提不提报告，按解释来说，大家一直在说启动权在何处？从提报告的角度，修改的启动权在行政长官。提出报告后，人大常委会确定，也是启动，此启动权在人大常委会，这是一致的。首先提出应在行政长官，若未提出报告，应是行政长官的考虑，若人大判断，超越行政长官，一定要启动，这与释法第三条是不符合的。首先是行政长官，然后是人大常委会，不可能人大常委会先判断需不需要改。

何俊仁（民主党副主席）问：此次人大释法实际是修法，因为附件内根本无事前批准的机制。如释法是无中生有，是否意味着，将来可透过释法，可指定参选行政长官前，候选人也要批准。

答：是释法还是修法，我已说得很充分，再说大家也很烦。能否指定行政长官候选人，基本法内无此规定。

冯检基（民协主席）问：人大常委会对政改有决定权，但港府的启动机制由人大常委会同意后再给特区，此机制为何不授权予特区政府行政机关，以加强“一国两制”？

答：这个问题不是释法，是修法，这是一个修改，因为现在没有这样的规定，解释不出来。

曾德成（全国人大代表）问：释法第三点，议案表决程序的法案及修正案等，是否都不能由立法会提出？

答：按这条，修改法案及其修正案，这是一体的，立法会议员都不能提。这又牵涉到两地法律差异。讲到法律草案时，这个草案既可以是原来的草案，又可以是修正案，修正案在内地也叫作法律草案。但考虑到特区的习惯，再把它表述出来，修正案也在其内。有一法理，如立法会议员提出政治体制，政府运作，公共开支的修正案的话，又被立法会通过，那等于是变成了立法主导，而非行政主导。修正案和法律草案要统一起来。

结束语：替邹哲开和曹二宝说明一下，涂谨申先生、何秀兰小姐、冯检基先生三人当时给我的信他们都已转我收到，我跟冯检基先生很熟，筹委会曾在一起工作。看到他在电视上说要以当年向太太五次求婚的精神来见我，我很感动，但可能你太太当时就你一个人追，追了五次，被你追到了，但我如果开了这个口，追的人太多（要来当面谈的会很多），很难摆平，也没有这个时间。杨森先生、李柱铭先生的信我也都收到了。

【注释】

[1]2004年4月8日发表演讲后的答问现场记录稿，载2004年4月9日香港《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