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容容》入选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下册课文。选作课文时有改动。
在我所有的朋友中,容容也许能算是最亲密的一个了——虽然她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今年总共三十六个月,就是说,正满三岁。
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住在这院子里的人可不少,但最著名的人物还得算容容,关于她的生活故事,这院子里“流传”得可多呢。下面,就是我记载下来的一部分。
从狩猎到饲养
我们院子里的一位老先生(系某出版社校对)听说我要为容容写“传”,就摇着头不以为然地说:“古之圣贤才能立传,而容容乃是一个幼儿,除了吃就是玩,有何可传者乎?”其实我写的根本不是什么《容容传》;至于说容容的生活“除了吃就是玩”,这样的“评价”却是不够公允的。至少从容容的角度来看,她一天到晚“除了吃”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忙于劳动、工作、公益等项,甚至有时忙到连吃饭也忘了,需得她奶奶拿着饭碗,紧跟在后面,瞅空就喂她一口,实行“监督吃饭”,因为当时容容正坐在一排椅子上,忘我地在为一群无形的乘客驾驶着公共汽车。试问终点站还没到,作为一名负责的司机兼售票员,怎能光顾自己爬下来回去吃饭呢?何况容容要做的工作绝不是仅仅这一项而已;开完汽车,她还得去煮饭给“小宝宝”(就是她的洋娃娃)吃,而且这几天“小宝宝”在生病,还得给它打针;此外,她还要“做电影”给奶奶看;而邻居的小珍、小琳还在邀她去举行“红旗大游行”呢!你瞧,容容有多忙啊!
近来,容容忽然又搞起饲养工作来了,但这得从“狩猎”说起。因为她所饲养的动物,几乎全部是猎取来的,这一点,倒颇有原始人的风气。就拿目前还活着的一群饲养物来看,计有大蚱蜢三只,小蚱蜢十余只,金虫一只,驼背乌壳虫一只(据她奶奶说,这是“放屁虫”,可是容容认定是一只“知了”,所以还是养着),其他不知名的昆虫若干只,这一切都是从后园草丛中捉来的;只有大肚子蝈蝈儿一只,是奶奶从市上买来的,但因为样子长得奇丑,得不到容容的欢心,养了两天,就遭到“放逐”,被丢到篱笆外边的野草丛里去了。
如果你能亲眼看看容容打猎的情景,你必定会很感动,而且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位极其勇悍的猎人。当她在草丛中赶出一只蚱蜢的时候,她那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立刻瞪得像两粒玻璃弹子,然后,用整个身子猛扑下去,如果蚱蜢飞开了,她就赶紧爬起来,追过去,又用全身扑过去,总之,不把蚱蜢逮住,就是接连摔上十来跤也在所不惜。有一次,我看她有些可怜,就走过去帮她个忙,给她逮住了蚱蜢。谁知道我的行动反而惹她不高兴,扭腰跺脚地几乎哭起来,我连忙把蚱蜢放了,再让她自己扑到地上去,亲手捉了这头“野兽”,她才喜笑颜开地跑去把它关进奶粉瓶里。由此可见,容容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猎人”,因为听说一个真正的猎人最关心的并不是猎获物的多少,而打猎的过程才是他们最大的乐趣。
一天,邻居一个孩子送给她两只蟋蟀,这一下,那些大小蚱蜢和各色昆虫全都倒了霉,它们被一股脑儿地塞进了火柴匣子,奶粉瓶腾出来成了蟋蟀的新居。以后,容容的钟爱都集中在这两只蟋蟀身上了,每餐吃饭,她总要从饭碗里抓一大撮饭粒,丢到瓶内,并且看着蟋蟀捧饭大嚼,把肚子胀得老长,她才安心地自己去吃饭。她对这两只蟋蟀寄予多大的期望啊!她要把它们养得比大肚子蝈蝈儿还大,并且唱好听的歌给她听。
几天过去了,两只蟋蟀既不长大,也没有叫过一声,就是一个劲儿地吃粮食。容容终于耐不住了,她捧着瓶,到处打听:“奶奶,我的蟋蟀干吗不唱歌啦?”“任叔叔,我的蟋蟀过几天才会唱歌吗?”我细细地看了她的蟋蟀,发现它们原来都是“三枪”,就是尾巴上长着三支枪的,任何一个孩子都知道这是毫无用处的,既不会叫,也不会斗,其价值并不比一个“放屁虫”高多少。但是我们都没有向她说清这一点,所以她暂时还保留着这两个“食客”。
金铃子的故事
一天,容容家来了一个乡下客人,是奶奶的远房侄子。他送给容容一对金铃子,关在一个小巧的竹根雕成嵌着玻璃的盒子里。只要稍稍喂一点儿饭粒什么的,小小的金铃子就会一天到晚叫着,铃铃铃,铃铃铃,这声音又清脆又优美,听了叫人想起秋天的原野,想起田里丰实的玉米秆,想起早上露水点点的牵牛花。这样的东西对于每一个城市孩子来说都是极珍贵的礼物,容容更是把它当作宝贝一样。那两只蟋蟀就此失宠,终于被丢掉了。
容容整天拿着金铃子不放,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把它放在枕边。金铃子的声音在夜间显得更清脆动听,容容把头枕在小手上,久久地欣赏着这来自农村的音乐,听着听着,她说:“奶奶,金铃子的家是在乡下的。”“奶奶,乡下有很多很多的田,田里有草,草上有米的。”奶奶知道她是在说稻,因为乡下来的叔叔曾给容容讲了不少关于农村的事情,现在容容把金铃子的叫声和那些新鲜的事情融合在一起了。她一边出神地听,一边又说:“奶奶,乡下还有很多很多河浜,河浜里有很多很多鱼。乡下的鱼是活的,会游泳的。乡下还有真的牛,不会咬人的……”她记得的就是这么些。听着听着,她睡着了,小脸上还留着深情的微笑,也许她在梦中正骑着“真的牛”,在“草上有米”的田边走着……
金铃子成了容容最心爱的伙伴,相比之下,连小汽车、“小宝宝”和橡皮鹅也黯然失色了。但谁能料想得到,有一天她居然肯把这么心爱的东西送给我呢!
那时我生病住在医院里。一天,容容的奶奶来探望我,她是作为我们院子里所有邻居的代表来的,带来了好些吃的东西:这两只饼是某大婶的,这两只苹果是某大伯的……最后,她从兜里掏出了一个竹根雕成的小盒子:“这是容容送给你的。”
我一看,这不是那对金铃子吗?我简直愣住了。
“就是那对金铃子,容容当成宝贝的。”奶奶说,“容容一定要我拿来,她要金铃子唱歌给你听,她简直有些可怜你,也许金铃子的叫声能给你解些寂寞。”
我捧着盒子,就像捧着一颗炽热的孩子的心,泪水在眼眶里转。我笑着说:“谢谢您,奶奶,您的容容有多善良啊!金铃子带回去给她吧,我终究是大孩子了,没有金铃子也不会寂寞的。”
“留下吧,叔叔,她说定了给你,带回去反而要惹她哭闹的,她的脾气你知道,倔强得像牛犊。”
金铃子就这么留在病床边。它的叫声确实给我减少了病房生活的寂寥。这时高时低的铃铃声,常常把我带到童年时代的回忆中去,使我想起故乡的秋天,想起童年时代那些淘气可笑的事情来。我还记得那时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小女孩,名叫秋姑。我和她一起放鹅,一起在河滩上捞螺蛳和河蚌,也一起在屋后寻找被风吹落的枣子。有一次,她病了,我孤单得要命。她要一对金铃子,我就钻到矮矮的小枣树丛中去为她寻找,枣树刺扯破了我的肩胛,马蜂把我的小手指叮得像一颗红枣,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找着,终于捉住了一对金铃子,拿去送给秋姑……当我躺在病床上回忆着这遥远的一切时,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金铃子的叫声就是这样富有魅力!
几天后,我病好出院了。当我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把金铃子送去还给容容。我亲热地抱着她打转,她也高兴得用小手拍打我的脑袋,纵声大笑着。
一封奇怪的信
我的朋友容容还是一个助人为乐,而且热心公益的人。
我订着一份《文汇报》。每天早上,容容总是搬着椅子,爬上去,踮起脚,从大门口邮箱里取出报纸来,然后爬下椅子,奔来把报纸交给我:“任叔叔,报纸来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而且她认为这是一项“权利”,是绝对不让别人侵犯的。
有一天,我忘了尊重她的权利,自己去把报纸取来了。我正在看报,容容走来,她看看我手里的报纸,忽然噘起了嘴,挺委屈地走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的哭声,以及奶奶又骂又哄的声音。起先我不加注意,后来忽然感到这似乎跟报纸有些关系,过去一打听,果然,她是为了报纸的事在发脾气。我连忙把报纸送回到大门口去。容容就不哭了,又搬着椅子去把报纸取了来交给我,才又高兴起来。容容就是这么忠于职守。
一天我下班回家,容容给我拿来一封信,是我的一个老同学从外地寄来的。容容似乎对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等我看完信,她好奇地问:“任叔叔,这是什么?”
“这是信。”
“信是什么?”
“信就是信。譬如说,我有个好朋友,我有话跟他讲,我就可以写一封信寄给他。信封上写了个名字,就可以寄了。”
“那么我也可以寄信给好朋友吗?”
“当然可以,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我笑着说。(www.daowen.com)
“就拿这样的信封寄吗?”
“对!”
“到哪儿去寄呢?”
“往邮筒里一塞就行。我们大门外边不就有个邮筒吗?”
“知道啦!知道啦!”她高兴地说。
不知什么时候,她把我的信封拿去玩了,我也不在意。不料过了一天,邮递员通知我说有一封“欠资待领”的信,叫我到邮局去领。我连忙上邮局付了邮资,领出信来一看,啊,原来又是那位老同学寄来的。这家伙跟我捣什么蛋,信封上贴了张用过的旧邮票。我一边生气一边拆信,啊!老天爷,难道他疯了?信里连半个字也没有,却装着一张梧桐树叶。真是奥妙!我把叶子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怎么也猜不出它包含着什么意思。
我十分纳闷儿。回到家里,容容却跟在我旁边,老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似乎准备告诉我什么秘密。过了一会儿,她似乎忍不住了,就拉住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任叔叔,我告诉你,我寄给你一封信!真正的信!”
“什么?”我奇怪地问。
“我今天给你寄了一封信,就用那个信封寄的,里面藏着一片叶子……”
不等她说完,我就大笑起来,几乎把肚子都笑疼了。原来那“欠资待领”的信件就是她寄的呀!
为了这封信,她奶奶把她好好地骂了一顿;后来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这回事,都拿它当笑话讲。可是容容还是很高兴,她也不懂奶奶干吗要骂她,人们干吗要笑她。试问,这有什么可笑的呢?她不过是寄了一封信,而且信也寄到了我这里,这有什么不对呢?要知道她和我是好朋友,而好朋友是可以互相寄信的呀!
“大学生”
容容忽然成了“大学生”。院子里的人全叫她“大学生”。
这绝不是因为容容真的考进了大学。不,她连幼儿园还没进呢!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最近容容开始认识了几个阿拉伯数字,从1到5,还有7和8,至于6和9,她还是稀里糊涂的。这几个数字是她从钟面上学来的,是奶奶教会她的。
这么一来,她总算是有文化了。有了文化,自然就得读书读报。而容容又是个特别用功的人,喜欢读书,看见人家读书,她总要爬到膝盖上来,“1、2、3、4”地抢着念。原来她是光念页码,不看正文的。这速度多快呀!人家才读了两行,她已经把整本书“念”光啦。
容容开始从我的书架里找书念。她看了《呐喊》,又看《彷徨》,接着又阅读《西游记》《红楼梦》和《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不到一天,她已经读完了全部的安徒生童话和契诃夫小说集。根据这样的阅读速度,不出两天,她肯定要大大超过我的阅读程度了,因为我到今天还没把契诃夫的全部小说读完呢!所幸的是:她虽然读得这么快,但终究是不看正文,只念页码的;而我却正相反,是不念页码,只读正文的。这就是我跟她读书方法上主要的区别。
但无论如何,容容总之是在我们院子里出名了。她走到哪儿,哪儿的人就管她叫“大学生”,因为她读书读得既多又快,就跟大学生一样。
容容的奶奶知道容容把我的书架翻乱了,走来向我赔不是。她说,容容这些天来越发淘气了,整天干些顽皮的勾当,缠着问些古怪的问题。我说,这不能算淘气,这是说明她长大起来了,好奇心也越发浓厚了,该把她送到幼儿园里去受教育了。
奶奶思想斗争了好一阵,终于到幼儿园去给容容报了名。回来的时候,顺路买了个漂亮的小书包。
容容就真的变成一个学生了。你瞧,她头上梳了一条朝天辫,身穿工装裤,背着小书包,满院子走来走去,看见人就说:“明天我要上学去啦!我们学校顶顶好,高房子,园里有小小楼梯(就是滑梯)。老师也顶顶好,老师喜欢容容!”
晚上,容容睡不着,一次一次爬起来看天。一会儿,她在院子里说:“奶奶,天上棉花多起来了,星星看不见了!”一会儿又说:“奶奶,天下雨啦!院子里下雨了,不知道大门外边下不下。”跑到大门外边,又说:“奶奶,大门外边也在下雨呢!奶奶,学校里下雨吗?”奶奶好说歹说才哄她睡着了。
第二天,天空没有一丝儿“棉花”,太阳分外明亮,把院子里的槐树叶照得透明翠绿,就像是碧玉雕成似的。我们的容容,背着书包,由奶奶领着,第一天上幼儿园去。全院子的人,包括那位出版社校对科的老先生在内,都到大门口来欢送她,好像她不是上学去,而是出国旅行去似的。
再见!再见!
再见,容容!祝你学习顺利,从幼儿园直到大学毕业,都像今天这么幸福,永远生活在这样明亮、和煦、温暖、灿烂的阳光下!
我正在写着,容容放学回来,爬到我的膝盖上,问道:“任叔叔,你在写什么?”我告诉她,就在写她的事情。她听了,拿起稿纸,左看右看,横看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皱起鼻头,不相信地说:“骗人!骗人!不是写我,不是写我!我有一个头,我有两只手,还有脚,还有肚子,你这儿怎么全没有这些呀?”
我说:“不是骗你,真的在写你,你瞧,这里不是写着你的名字吗?”我把容容两个字指给她看。
她仔细地看看这两个字,还用手指头摸了摸,忽然又皱起鼻头说:“啊,你写得不像,不像,一点儿也不像!这就是我吗?我的头是这么小,这么小吗?”她指指“容”字上面的一点,又摸摸自己的头,嚷着说:“奶奶,任叔叔在写我,写得一点儿也不像!一点点点点儿也不像!”
她的“评价”就是这样,“一点点点点儿也不像!”这自然不是基本肯定,而是基本否定了。这么说,我写的是一篇失败的作品。唉,这是使我伤心的。写作之前,就遭到老先生的反对;写作之后,又遭到小主角兼小读者的否定,我的创作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就让我到此搁笔吧。
任大霖1929年7月出生于浙江萧山,1948年起在《开明少年》《小朋友》等刊物发表作品,其中散文《固执的老蜘蛛》和童话《百支光和五支光》受到叶圣陶先生、陈伯吹先生等名家好评。195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红泥岭的故事》。1953年奉调至上海,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上海市作家协会青创委委员、理事,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1994年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1995年6月8日因病去世。一生创作各种作品和撰写文学理论200余篇,出版各种单行本20余部,共计200余万字,其中短篇小说《蟋蟀》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其他多部(篇)作品获省、市级文学奖和报刊优秀奖。《蟋蟀》《童年时代的朋友》《他们在创造奇迹》《我们院子里的朋友》等作品被译成英、日、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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