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全球，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已针对分析师监管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表6-2所示）。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颁布的于2000年8月24日生效的《公平披露法案》规定，发行人在披露信息时，应当保障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同时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且应当向发行人之外的证券公司相关人员、投资顾问、投资公司以及投资者等对象披露信息（需保密的除外），降低了竞争非均势对分析师信息获取的影响。2003年4月28日生效的《全球分析师和解协议》（Global Analyst Research Settlements）强调了证券公司应当保证分析师的独立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Sec.501，即Section 15D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指出，应当重点关注从信息披露方面抑制证券分析师与上市公司间的利益输送行为。《分析师认证规则》（Regulation Analyst Certification，即Regulation AC，17 CFR 242.500-242.505）详细地规制了证券分析师发布研究报告的行为。NYSE颁布的NYSE Rule 472（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ublic，2007年7月30日生效），对分析师公众信息披露的形式、内容、发布渠道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规定。NASD（后称FINRA）颁布的NASD Rule 2711（2008年4月7日生效），从内部控制［NASD Rule 2711（b）-（d）］、与标的公司交流的限制、分析师薪酬限制禁止承诺倾向性研究报告［NASD Rule 2711（e）］、静默期［NASD Rule 2711（f）（1）-（4）］、分析师个人交易限制［NASD Rule 2711（g）］、信息披露要求［NASD Rule 2711（h）］等方面规制证券分析师行为。2012年10月11日，SEC修订了NYSE Rule 472与FINRA Rule 2711，将新兴成长企业的信息披露要求写入规定，并建立一个在原有规则基础上的台并规则——FINRA Rules 2241（2015年12月24日生效），从识别并管理利益冲突、研究报告内容及信息披露、公共信息披露要求、遵守FINRA Rule 2210的信息披露要求、信息传播要求等多个方面对证券分析师及其研究报告发布行为进行了规定，简化了原有的分析师行业自律规则体系。《市场滥用法规》（Market Abuse Directive，MAD）、《金融工具市场法规》（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MiFID）以及《佣金分成协议》（Commission Sharing Agreements，CSA）针对保证分析师独立性出台了大量细致的规定。

表6-2　全球分析师监管法规颁布情况一览

(www.daowen.com)

从中国证券分析师竞争的法律监管来看，中国尚未针对分析师竞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但已针对证券分析师行为颁布了相关规定，如证监会于2010年10月颁布的《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10〕28号），从发布研究报告的规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人员与其他业务人员间的利益冲突防范等方面规范证券分析师发布研究报告的行为，但尚未形成对证券分析师行为规制的完整法律体系。在消除处于不同竞争地位分析师的信息获取差异方面，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8月先后颁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深证上〔2006〕92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深证上〔2006〕99号），对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包括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在保障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及时性等方面的行为全面规制，但上述规定已于2010年10月28日废止。目前，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的过程中仍受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主板（中小板或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以及各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约束。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分析师行为法律监管方面，存在起步较晚、体系不完整等缺陷。虽然中国在分析师行为法律监管方面已积极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但缺乏对中国证券分析师行业竞争现状的思考，尚未出台专门规制中国证券分析师行业竞争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