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检验假设1—假设4，基于方程（5-1）—方程（5-3）的检验结果如表5-5所示。第（1）列的被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时滞（TIMEGAP），第（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提前披露（EARLY＝1），第（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推迟披露（LATE＝1），第（1）—（3）列的回归均考虑了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行业效应以及年度效应。

表5-5　方程（5-1）—方程（5-3）回归结果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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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择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时滞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与李晓玲等（2014）的研究结论不同，分析师关注度越高，上市公司反而越会推迟发布年度报告，该效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分析师关注提高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发布研究报告更为谨慎所致。分析师面临的竞争形势越激烈，上市公司越倾向于提前发布年度报告，该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激烈的竞争形势下，分析师能够在个股研究上投入的时间精力越少，从而上市公司在发布年报时点选择上谨慎程度有所降低，且上市公司为了在分析师跟进的大量股票中脱颖而出，选择提早发布年度报告，以吸引分析师将更多精力集中于该公司，为上市公司增加“知名度”。明星分析师占比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时滞并无明显影响，说明分析师声誉既未给明星分析师带来特殊待遇，也未对上市公司带来特别影响。跟进特定上市公司的分析师平均个股经验越丰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时滞越明显，分析师经验使得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更为谨慎，从经济意义上来看，跟进特定上市公司的平均个股经验（log STKEXP）每增加一单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时滞将会增加约0.65天。上市公司当期的各项财务指标表现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时滞的影响并不明显。上市公司当期的总资产收益率越高，上市公司越倾向于提早发布财务报告，向投资者和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而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资产规模、账面市值比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择时并未有显著影响。

上市公司提前披露和滞后披露的情况同样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相对于推迟披露和正常披露来说，跟进特定上市公司的分析师平均个股经验越丰富，上市公司越不倾向于提前披露，即分析师丰富的经验使得上市公司倍感压力，在发布财务报告时需“三思而后行”，而分析师关注度、分析师竞争强度与明星分析师占比对上市公司提前披露财务报告的倾向性并无显著影响。相对于提前披露和正常披露来说，分析师关注度越高、分析师竞争强度越低，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延迟披露，明星分析师占比、分析师个股跟进经验与上市公司延迟披露的倾向性间并无显著关系。

方程（5-1）—方程（5-3）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1、假设2、假设4的预测，但并未提供支持假设3的证据，即分析师关注度越高、分析师面临的竞争强度越低、跟进特定公司的分析师个股跟进经验越多，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时滞越长，且分析师关注度与上市公司延迟披露的倾向性正相关，分析师面临的竞争强度与上市公司延迟披露的倾向性负相关，分析师个股跟进经验与上市公司提前披露的倾向性负相关。跟进特定公司的分析师中明星分析师占比大小与该公司的信息披露时滞关系较弱，而明星分析师占比越高，上市公司提前披露的倾向性越明显。上述回归结果表明，证券分析师在监督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师关注、经验丰富的证券分析师跟进使得上市公司在发布财务报告时更为谨慎，上市公司信息延迟披露的倾向性更为明显，但激烈的竞争形势会削弱分析师的监督作用，跟进的分析师面临的竞争强度越高，分析师能够在个股上投入的精力越少，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时点选择上的谨慎程度有所降低，上市公司表现出提前公布年报以赢得跟进分析师更多关注的趋势。而分析师声誉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择时并无显著影响，显示了市场对分析师声誉的理性看待，但也引发了对中国现行声誉机制有效性的质疑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