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发布研究报告与上市公司行为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分析师研究报告的对象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发布、甚至于非财务信息的公布，都会影响分析师对上市公司前景的判断，继而影响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估值预测。同时，上市公司的关注度、股票价格的走势等也会受到分析师预测、分析师跟进行为的影响。因此，关于分析师预测与上市公司行为的相关文献，可分为两大类：其一，主要探讨分析师行为对所跟进的上市公司行为特征的影响；其二，重点关注上市公司行为与特征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

2．3．1．1　分析师跟进对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

国内外文献就分析师行为对上市公司行为影响这一问题，主要的研究焦点在于分析师跟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既有文献从被跟进公司的盈余管理、融资成本、公司管理行为、审计费用、公司价值、公司股票价格等方面研究分析师跟进行为的影响作用。主要研究成果概括于表2-3。

表2-3　分析师跟进对上市公司行为影响研究概览

为了检验分析师跟进行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Yu（2008）采用主观应计盈余管理（discretionary accruals）、盈余分布的非连续性作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以公司预计的关注度、是否属于S&P 500作为工具变量，来刻画公司的关注度，实证结果表明，被更多分析师所跟进的公司（关注度更高的公司）通常进行更少的盈余管理，且来自排名靠前的证券公司、经验更丰富的分析师对降低盈余管理的影响更显著。尽管Yu（2008）就分析师跟进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检验，但并未细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方向。江轩宇和于上尧（2012）、赵玉洁（2013）采用类似的检验方法，以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相对于负向盈余管理，分析师跟进对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该抑制作用在投资者保护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更明显（赵玉洁，2013）。江轩宇和于上尧（2012）、赵玉洁（2013）的研究结论说明了证券分析师的监督作用及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本次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有力依据。分析师跟进除了能够降低盈余管理外，肖斌卿等（2010）以2005—200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分析师跟进能够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这是因为分析师跟进使得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更为透明，投资者要求的必要回报率降低，从而降低了股权融资成本。分析师跟进对公司管理行为起到监督作用（Hong et al.，2014），会降低审计费用（周冬华和赵玉洁，2015），降低并购公司的短期并购绩效，增加目标公司的短期并购绩效（韩洁等，2016），增加被跟进公司的价值（Mola，2012），降低被跟进公司股票暴跌的可能性（潘越等，2011）。此外，分析师跟进人数降低，会导致股东对内部现金流越不在意、公司CEO收到更高的薪酬，从而管理层更可能做出影响公司价值的收购、进行盈余管理（Chen et al.，2015）；为了迎台管理层、获取私有信息，分析师在预测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乐观偏差（赵良玉等，2013），而乐观偏差显著提高了所跟进公司股价崩盘的风险（许年行等，2012）。

以上文献表明，分析师跟进不仅对上市公司具有正面影响，同时也有利于投资者保护环境的建立。然而，就分析师行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既有文献的焦点基本集中于分析师跟进行为，以观测跟进某一公司的分析师人数（或比例）为主。上述方法将跟进某一公司的分析师简单抽象为同质的一体，忽略了分析师个体间的差异及其互动行为，从而为理解分析师行为的动机和原理增加了困难，且不利于投资者保护措施的有效制定。

2．3．1．2　上市公司行为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

相比于分析师行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上市公司行为对分析师行为影响的文献更为丰富，主要涉及分析师跟进行为、盈余预测准确度受到上市公司各种特征的影响。表2-4罗列了部分典型研究的内容。(www.daowen.com)

表2-4　上市公司行为对分析师行为影响研究概览

就上市公司行为与特征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Bhushan（1989）是最早涉及该研究问题的贡献者之一，集中检验了影响分析师跟进行为的上市公司特征，包括机构股东人数、机构股东持股比例、日收益方差、上市公司主要经营的行业等因素。Bhushan（1989）在研究中所检验的因素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但其对分析师跟进行为的研究较少涉及分析师个体的抉择，且由于政策变迁，Bhushan（1989）为分析师跟进行为的动机提供的解释（如信息优势等）在《公平披露法案》颁布后可信度大幅降低。依据Bhushan（1989）的思路，王宇超等（2012）指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规模大、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好、机构持股比例相对高的公司分析师更倾向于跟进，且分析师往往会逃避跟进有隐瞒或操纵信息倾向的公司（Lang et al.，2004；Tucker，2010）、存在会计欺诈的公司（Young and Peng，2013）、ST公司（黄永安和曾小青，2013），而更愿意跟进终极所有权比例较高、投资价值更高（冯旭南和李心愉，2013）、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金字塔控制权结构的（Boubaker and Labégorre，2008）、公司治理程度较好（Yu，2010）、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上市公司（Jo，2003）。Ali等（2007）重点关注了家族企业，跟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会进行更为详尽的财务信息披露，盈余披露的质量更高，而且在同等坏消息出现时提醒投资者的可能性更高。从信息可获得性的考虑出发，相对会有更多分析师选择跟进家族企业。同时，分析师倾向于跟进存在董事会轮选制度（Jiraporn et al.，2012）、CEO权力较小（Jiraporn et al.，2014）、管理层持股较少的公司（Baik et al.，2010）。

上述文献仅就分析师跟进行为，考虑上市公司特征的影响，而上市公司特征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如部分文献表明，上市公司特征会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宋乐和张然（2010）手动搜集了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从业经历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上市公司高管现在或曾经在类似的证券公司就职会降低分析师预测的准确度。洪剑峭等（2013）在Hayes（1998）刻画分析师行为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2007—2011年分析师发布的盈余预测数据进行检验，得出与理论预测一致的结论，即分析师对业绩上升公司的盈余预测相对更准确。分析师对亏损公司（公言磊，2010）、无形资产资本化程度较低（苏治和魏紫，2013）、年报可读性差（Lehavy et al.，2011）、业绩预告质量越差的公司（王玉涛和王彦超，2012）的预测准确度更低，而针对与分析师所在机构处于同一地区的上市公司分析师预测更准确（Malloy，2005；李冬昕等，2011；张然，2012），Lai和Teo（2008）的研究显示，分析师存在本地偏好（home bias），对于本地公司的预测存在乐观倾向。Orens和Lybaer（2007）指出，分析师对于能够获得非财务信息（如内部信息和关于未来的信息）的上市公司预测更准确。Fanelli等（2009）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CEO描述的良好愿景使得分析师更愿意出具评级建议、评级的一致性会更高，但对于公司未来的预测误差会更大。Weiss（2010）创造性地将公司的管理会计信息（黏性成本）与分析师所关注的财务信息（盈余预测）结台考虑，以1986—2005年的工业企业作为样本进行检验，得出成本黏性更高的公司分析师预测起来更为困难的结论。Cohen等（2010）指出，分析师通过社会关系（分析师与所跟进的公司的高管和管理层的教育背景联系）获得相对信息优势，分析师对于他们具有教育背景联系的公司预测更准确。Platikanova和Mattei（2016）提出，对于分析师来说，地理分布相对分散的公司进行信息搜集的成本较高，分析师就地理分布分散的公司发布的盈利预测准确度更低、偏见更多，分析师间预测分歧更大。同时，分析师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感排名较高的公司评级较为悲观，但针对此类公司的评级是逐渐改观的（Ioannou and Serafeim，2015）。

2．3．1．3　分析师预测与上市公司行为文献评价

国内外文献针对上市公司行为与特征对于分析师跟进、盈余预测准确度的影响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虽然在研究方法和指标构造上大同小异，但国外文献相对选取了更为新颖的视角（如Ali et al.，2007；Weiss，2010；Platikanova and Mattei，2016等），为本次研究提供了可能的研究方向。此外，正如赵玉洁（2013）的研究所示，法律（或称制度准则）与上市公司行为、分析师预测同样息息相关，与上市公司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分析师预测具有重要影响。Tan等（2011）指出，强制性的国际财务报告披露标准（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IFRS）吸引了更多海外分析师跟进，并且提高了其预测的准确度（Seng et al.，2010）。在政策执行强度高、IFRS要求与原规定差异大的国家和地区，分析师绝对预测误差和预测分散程度在引入IFRS后明显降低（Byard et al.，2011）。分析师在进行盈余预测时会考虑到会计稳健性，因此，在会计计量方面更不保守的公司往往更难预测（Sohn，2012）。类似地，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越严格，跟进的分析师越多（白晓宇，2009）、预测准确度越高（方军雄，2007；白晓宇，2009），但刘少波，彭绣梅（2012）的研究显示，公平信息披露规则的实施使得分析师预测准确度下降。上市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对于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影响并不明显（杨明秋等，2012）。

综上所述，聚焦于分析师预测与上市公司行为的国内外文献主要呈现出两个个方面的特点：（1）实证研究丰富，而缺乏较为成熟的理论。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以实证检验为主，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这可能与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关注分析师群体行为为主，而忽略了分析师个体行为的异质性有关。（2）与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相关的研究指标选择单一，缺少从竞争角度考虑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文献。在度量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过程中，国内外学者只考虑了绝对预测准确度，而忽略了分析师面临的竞争形势和所处竞争优势地位的影响。

基于相关文献所存在的不足，本书研究希望能够：（1）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考虑分析师竞争环境的刻画分析师行为的理论模型，基于理论模型提出可供实证检验的假设并进行检验；（2）保证实证检验结论的稳健性，依据既有文献选择构造台适的指标，考察分析师面临的竞争形势和所处竞争优势地位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