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窟开凿的年代

两会水寺石窟开创于何时并没有明确的相关文字记载，寺内原存同治年间碑记只记载清咸丰时为佛像装彩，并未记录石窟造像雕凿的年代，也未表明该石窟是何宗派的道场[21]。对于两会水寺石窟造像年代的判定，由于史料以及可供参考的题记较少，本文结合壁面的布局对造像雕凿的先后次序略做分析，旨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根据石窟主要壁面分布的9尊造像，自上而下可分为三组。壁面最上方为两尊坐佛像即1号造像和2号造像，雕凿手法细腻风格略显古朴；壁面正中释迦牟尼佛与文殊、普贤、观音三尊菩萨像占据了该壁的主要位置，较上方两尊坐佛像尺度虽大，雕刻手法略显逊色；壁面右下方龛内为达摩与地藏二尊像，该龛左边缘的上部紧挨普贤菩萨像的宝座，以至于宝座边缘出现缺失，从整体效果上看此龛雕凿时似有普贤菩萨像的影响（图4-15）。结合以上造像之手法以及所处壁面的位置，造像分布无序，三组造像极有可能不是同一时期雕凿而成，占据壁面主要位置的一佛二菩萨与观音四尊造像在时间上应先于达摩、地藏像的凿刻。至于壁面最上层的两尊坐佛，位于主尊和文殊菩萨两尊造像的上方，其中主尊像的龛顶与佛坐下端相连，从二者的连接处可见佛座下端的纹饰并不完整，疑似在凿刻主尊释迦牟尼像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破坏（图4-16），因此两尊坐佛像在年代上应早于壁面其他造像。从雕凿风格来看，三组造像虽不是同一时期雕刻，但是其造型风格与川渝地区宋代的石刻颇有几分相似。黔地佛教自宋代开始得到发展，且宋时赤水河中下游地区出现有石窟开凿活动[22]，故而两会水寺石窟可能系宋代以后所建。另据相关资料介绍，石刻像在“插杖为业”时就已出现，“插杖为业”即明末清初的一次移民活动[23]，这说明两会水寺石窟营建于明末清初以前。然究其具体年代，此处不敢妄断，以待新材料做进一步的推断。

图4-15　两会水寺石窟龛像局部

图4-16　两会水寺石窟龛像局部

二、目连造像身份管窥

在两会水寺石窟造像身份的辨识上，位于壁面最下层的7号造像，由于其形象为一僧人，目前学界对其身份的确定较为模糊，在相关的著述中曾有学者将该造像之身份判定为目连[24]。目连即目犍连尊者，系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被认为有无边之神通。此尊造型是否为目连尊者呢？鉴于在造像身份上的误读并不利于对两会水寺石窟造像的整体认识，以下将结合图像志就该造像的身份尝试作一探讨。

通过对中国古代造像史的梳理，对于以往认为该造像身份为目犍连尊者的观点颇值得质疑。此尊造像为一僧人形象，目犍连尊者多与十大弟子一起出现在石窟造像之中，且有关单独供奉目犍连尊者的情况较少见于佛教史，而且从达摩图像组合的规律来看，造像史未见有目犍连与达摩组合的情况，既无经典依据也不见于图像实例。因此该造像不应该为目犍连，为地藏菩萨的可能性更大。从背后的光环上讲，目犍连是佛弟子，背后不应该有身光，李鼎霞、白化文在《佛教造像手印》一书中指出：“只有佛和有高级名号的菩萨（特别在其不作脅侍而单独供奉时）才项光、身光齐备。一般说来，罗汉、诸天、级别低的菩萨（如供养菩萨）都只有项光而无身光。个别简单画像中连该有身光的都可略去而单存项光，但乱加身光给资格不够者是不行的。”[25]从此观点看，目犍连最多有头光，不应该出现身光。若再结合其手中所谓的“宝物”，它应该被称为“如意宝珠”，其持有者为地藏菩萨才更讲得通。地藏菩萨一般都是光头或者头上戴着毗卢冠，身上穿着袈裟，应是一幅出家僧人的打扮，一只手拿着锡杖，一只手拈着莲花，或手握幡幢和宝珠。目犍连与舍利弗是佛陀的上首弟子，在南传佛教中舍利弗站在佛陀右边，大目犍连站在左边，他们所站的位置，正是佛教中最代表性的上首身份。也就是讲目犍连一般应该处在佛陀身边，且为立像，这与目前造像所处的位置明显不相符合。

地藏菩萨的图像学特征有声闻与菩萨两种形象，具体包括佛装、菩萨装、沙门形、被帽形等[26]。其中在开元以后，沙门形地藏成为地藏造像中较为典型的样式[27]。头光、身光，而且多现出家像，身穿袈裟，且左手心持有“如意宝珠”，在今天四川重庆地区的石窟中保存有大量有关地藏菩萨的造像，尤以比丘形象居多。根据佛教造像中菩萨、弟子造像的图像志特征，本书认为两会水寺石窟中7号造像作沙门形象手捧如意宝珠应是沿用了唐宋以来流行的沙门地藏样式，故而此像为地藏菩萨的可能性更大。在佛教传入黔地的过程中，黔北一带邻近蜀地，受蜀地佛教的影响[28]，唐宋时期流行于川渝地区的地藏信仰及其图像必然会顺势流入黔北的赤水，进而为工匠凿窟造像所利用。(www.daowen.com)

三、两会水寺石窟宗教内涵与造像风格

以上述造像分析为基础，此部分将对两会水寺石窟道场的思想内涵及其风格样式展开讨论。两会水寺石窟造像雕凿于崖壁之上，壁面自上而下共分三层。由于最上层仅刻两尊造像且均为佛像，就造像组合来看无从体现具体信仰，故而将分别就中间四尊造像和下层造像组合关系进行分析，对其内涵作一阐释。中间四尊造像以释迦牟尼为主尊，右侧菩萨手持经卷常见于普贤像的刻画之中，该像虽未雕刻白象，但系普贤菩萨当属无疑。主尊左侧菩萨应是文殊菩萨，其形象及装饰较为简洁未表明典型的身份特征，从造像史来看，与普贤菩萨共同作为胁侍菩萨位于世尊两侧构成一佛二菩萨的组合，以文殊菩萨较为常见，此处刻工未雕刻出二位菩萨的坐骑青狮与白象，可能出于技术考虑作了简化。这样一来两会水寺主壁面释迦牟尼与文殊普贤组合，即是典型的华严三圣。而三圣之阐释，华严宗师澄观在《华严三圣圆融观》中曾有明确的说明：“三圣者，本师毘卢遮那如来，普贤文殊二大菩萨是也[29]，其中毗卢遮那佛也即释迦牟尼。有关华严三圣图像组合的开展源于华严类经典的翻译与传播，自东晋佛陀跋陀罗翻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到唐代实叉难陀翻译八十华严，华严图像伴随华严信仰的流布而传播，据日本学者镰田茂雄的研究：“华严三圣像是在中国中唐以后形成的特异的造像”[30]。事实上，文献所载华严三圣图像形成可能更早，唐初慧祥在撰述《古清凉传》中提到：“中台南三十余里，在山之麓有通衢，乃登台者，常游此路也。傍有石室三间，内有释迦、文殊、普贤等像，又有房宇厨帐器物存焉，近咸亨三年（672），俨禅师于此修立”[31]。慧祥所描述的释迦三尊，实际上就是华严三圣。至于华严三圣图像的宗教含义，华严五祖宗密大师（780-841）于太和元年作《圆觉经道场修证仪》中提到：“以香泥泥地，悬诸幡花，当中置卢舍那像，两畔置普贤、文殊二象，是为三圣”[32]。并进一步阐明三圣像前观想、礼拜、忏悔、发愿的仪式。由此可见，华严信仰体系中，三圣图像所具有的作用不仅是观想，还具有忏悔祈愿的功能。两会水寺石窟华严三圣像很显然依据了华严思想的义理内涵，然而，颇值得玩味的是文殊菩萨左侧雕刻观世音菩萨，构成华严三圣与观音的组合，却较少见于以往的华严系统。若对华严经典详细查阅此组合亦不难解释，唐李通玄在《新华严经论》中指出：“观世音菩萨、文殊、普贤，此三法是古今三世一切佛之共行，十方共同。文殊主法身妙慧之理，普贤明智身知根成万行之门，观世音明大慈悲处生死，三人之法成一人之德，号毗卢遮那。一切众生总依此三法，号之为佛。少一不成”[33]。

又云：“表法身无相慧及根本智，即文殊之行主之。表从根本智起差别行，以普贤主之。表大慈悲心恒处苦流不求出离，以观世音主之。以此三法属于一人所行令具足，遍周一切众生界，教化众生令无有余，名毘卢遮那佛，即明一切处文殊、一切处普贤、一切处观世音、一切处毗卢遮那。乃至微尘中重重充遍”[34]。由上不难看出，经典义理在对于华严世界中以毗卢遮那佛为教主，文殊、普贤、观音出现的说明中，强调了三位菩萨共同成就毗卢遮那华藏世界的基本内涵，两会水寺石窟正壁雕凿华严三圣正是赞助者信奉华严的体现。

在两会水寺石窟壁面最下方雕凿有地藏与达摩二尊像，而且合为一龛。据石窟造像与绘画所存资料，地藏多与药师、观音、十王以及弥陀三圣组合，未见有地藏与达摩合龛的例证。达摩系禅宗初祖，禅宗自唐宋时传入贵州，明清时期盛极一时[35]，并成为贵州佛教发展史上的主要宗派之一。有关达摩图像，盛唐时亦已出现，其图像特征与罗汉形象几无二致。南宋以降，达摩图像渐趋丰富，尤以头戴风帽、胡貌梵像为标准像，姿势包括立姿中一苇渡江相、坐姿中面壁禅坐相[36]。宋以后达摩像除单独绘制雕刻外也常常出现在罗汉群像之中，如十八罗汉。两会水寺石窟达摩形象面若梵僧，头戴风帽，作禅坐之姿，显然采用了历史上流行的梵像禅坐姿。该窟将地藏与达摩同造于一龛，实为孤例，笔者推测匠人在雕凿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图像组合的传统，而是根据黔地文化特点以及工匠的技艺所需进行凿刻。

两会水寺石窟造像数量不多，却反映了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化内涵。唐宋时，朝廷在黔北和黔东地区设置经制州后，一些信仰佛教的中原汉族移民不断进入这些地区，成为佛教在贵州传播的一个因素[37]。佛教自唐代从黔北黔东传入，宋代以后，佛寺遍布黔北黔东，史志记载中仅黔北地区寺院可考者达十余所，实际数量可能并不仅限于此，可以说黔北在历史上系贵州佛教最为兴盛的地方[38]。从唐到民国黔北佛教共发展成为五大教派，它们分别是佛教第三宗的“天台宗”、第四宗的“华严宗”、第五宗的“禅宗”、第六宗的“净土宗”和第八宗的“密宗”。佛教宗派第五宗的“禅宗”是最先传入黔北地区的[39]。所以，两会水寺石窟造像折射出禅宗、华严信仰也在情理之中。从造像风格上讲，唐代的石窟造像以丰肥为美，注重内在精神的流露，主要表现在人物面颐丰满、体态健硕，衣着装饰华丽富贵。进入宋代以后，随着巴蜀地区逐渐成为造像活跃的中心，此时佛像脸颊细腻略呈长形，柳眉秀眼，目光俯视，鼻梁挺直，小嘴薄唇。地处贵州黔北的赤水在清雍正以前曾属四川管辖，历史上与川渝地区文化之间交流频繁，在造像样式上自然要受到川渝地区的影响。据陈垣先生考证，黔地僧人，蜀人居十之八九[40]。蜀地悠久的佛教历史势必随着僧人入黔而带动文化上的融合。如两会水寺石窟造像中保存的两处圆形小龛，这种龛形在大足石刻南宋时期的造像中也多次出现。此外，石窟造像须弥座与大足石刻南宋时期造像下面的须弥座在结构上基本保持一样，只是两者的装饰上稍有差别，大足石刻的装饰较为复杂，两会水寺石窟相对简洁。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两会水寺石窟造像在人力、物力乃至财力上不及大足石刻，所以对部分装饰加以简化（图4-17）。《贵州省志·名胜志》一书中指出：“两会水石窟雕塑，从艺术思想渊源来看，可能出自当时外移民中的能工巧匠所制。”[41]因而，两会水石窟造像风格样式对川渝两宋石刻造像风格不自觉的继承和借鉴也就不言自明了。

图4-17　两会水寺石窟造像与大足石刻比较

综上所述，两会水寺石窟技术精巧，从中可以看出早期人类活动中工匠的技艺及书法特点，同时也从中可以洞悉早期人类活动的特征，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