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望仙台石窟造像的分析，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学界在对石窟造像有关三尊佛像的表述上存有争议。由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贵州省志·文物志》一书在第四章《岩画石刻》一文中指出：“清嘉庆年间（1796—1820）例赠徵仕郎袁道锦修建生祠时开凿的石窟寺，共雕凿佛像三尊：中为释迦牟尼佛，左为迦叶，右边则是阿难，高度均为2.3m，背面有浮雕并有身光、头光，加之以颜色彩料，身穿袈裟，坐在莲花宝座上。”[9]而阳正午在《贵州秘境》一书指出：“望仙台石窟分东西两窟，窟壁岩体上塑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和药师佛三尊两米多高的石雕；神台上塑有48尊神像，除两尊为木雕外，其余均为石雕。”[10]从以上两本著作中可以看出，问题集中在对石窟中三尊佛像身份的判定，虽然双方对主尊为释迦牟尼佛认识一致，但主尊佛左右侧两尊造像的辨识却产生了较大分歧。那么东窟中间的三尊佛像究竟该如何称谓呢？《贵州省志·文物志》一书提到左为迦叶，右为阿难。笔者认为此种称谓有失偏颇，迦叶和阿难是佛陀的二位弟子，在石窟雕凿中多为比丘形象。其中，迦叶年长，阿难年幼，在造像组合中常以一老一少的僧人形象，立于主尊佛两侧，构成一佛二弟子的组合形式。典型的实例如龙门石窟卢舍那大像龛，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组合。从造像特点以及目前我国现存的石窟造像遗例来看，鲜有将阿难迦叶二尊者雕凿为佛的形象。因此，对于望仙台三尊佛像的身份需要重新考证。经过实地考察并结合该窟三尊佛像的特征，其身份应为三佛无疑。关于三佛的具体性质，李鼎霞、白化文在《佛教造像手印》一书中指出：“供三尊佛为主尊的叫三佛同殿，有多种安排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横三世佛在大殿中的位置为：主尊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在其左侧，其形象主要是左手掌放有装满甘露的钵，药丸在左手掌中；手中拿有莲台的阿弥陀佛在释迦牟尼佛的右侧。（2）竖三世佛的组合方式是：最中间的位置是现在佛，就是我们常说的释迦牟尼佛，左侧为过去佛，过去佛就是燃灯佛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其形象为法界定印姿态，右侧为未来佛，即弥勒佛。除此之外，上面的三尊佛还有另外两种排列方式：即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和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弥勒佛。（3）另一种方式则是，主尊是法身佛，卢舍那佛在其左边，应身佛位于右面。”[11]依据佛教造像手印的常见特征，如果是阳正午在《贵州秘境》中所论述的：三尊佛分别为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和药师佛，那么阿弥陀佛和药师佛手中应该持有“宝物”，而该处除了手印外，并没有持相关“宝物”，所以有关该窟中三尊佛为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和药师佛的定论也有待商榷。根据李鼎霞和白化文《佛教造像手印》所述，这里的三尊佛像很可能三身佛，即中间是毗卢遮那佛，左边是卢舍那佛，右边则是释迦牟尼佛。在新津观音寺大殿中的三尊佛就是这种组合方式（图3-16），两者差异之处主要在于主尊手印的不同，望仙台石窟毗卢遮那佛所持手印为双手合十（图3-17），而新津观音寺中的毗卢遮那佛则持毗卢遮那印。为何望仙台主尊佛会出现为双手合十这样的情况呢？关于此现象并不难理解，这或许与当时造像技术有关。由于佛教造像在贵州地区没有形成深厚的传统，所以雕凿技艺相较于四川地区雕凿佛像的悠久历史而言就略显古拙，再加上毗卢遮那印制作起来较为复杂，双手合十在制作中的程序相对简单，故而工匠选取常见的合十之印来代替。

图3-16　新津观音寺毗卢殿三身佛[12]

图3-17　望仙台石窟三尊佛线图(www.daowen.com)

三身佛系华严系统常见的组合，即法身佛毗卢遮那、应身佛释迦牟尼、报身佛卢舍那，佛有三身根据所需而现化不同之身，实则是三位一体。透过望仙台石窟对三身佛的塑造，不难看出以华严信仰为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