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和效用的角度来看，多元社会结构并不一定必须反映在知识产权立法中。而从实用主义观念来看，知识产权立法要以解决切近的现实问题为主要目标，因此必须关照司法实践而不是与后者距离遥远。霍姆斯曾极具洞察力地指出：法律并非始于理论。法律也绝不会创设理论。^[101]在法律的演进历史中，随处充溢着曲折反复与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们所能做的仅仅是从中发现并证明法律发展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从无数案例中不断归纳总结的事实问题。纯粹的逻辑推理在忽视规则演进历史的同时往往会造成对规则本身的误读。^[102]律师和法官应当考虑事物本身而非言辞，并且意识到他们使裁决与当前道德标准保持一致的这种责任，应当真正理解所有的法律最终必须遵循的公共政策的基础。^[103]实用主义哲学主张经验性的东西，反对超验性的东西，认为法律反映着这个时代已被感觉到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即是说应该由现实社会的需要来决定法律应该是什么，而不是空谈理论。例如，美国实用主义法哲学代表人物罗斯科·庞德在《法哲学导论》中说：“为了理解当下的法律，我满足于这样一幅图景，即在付出最小代价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104]之后发展出的现实主义法学继承了实用主义的经验观，认为不要从规则中寻找法律，而应从现存的法律中去寻找规则，强调书本上的法律与实践中的法律之间的区别。也因此，实用主义观念中的知识产权立法，应根据社会现实确定法律所需要保护的权利的优先顺序，以实用的目的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这反映在对法条主义的批判和对司法经验的重视这两方面。

“法条主义”在西方被定义为一种法学思维和态度，以及一种关于遵守规则的行为模式。法条主义思维下，法律仅仅是一套外部规则系统。^[105]它不仅仅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以规则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也是关于法律的背景理论，通过规则来看待事物和行为，认为法律一直就在那里，并且可以清清楚楚地与其他不是法律的东西区分开来。规则成为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而人们忽略了规则是从哪里来的。法条主义让法律显得客观并且恒常不变。在法条主义的观念下，无须研究规则本身的性质。规则中心主义，以及遵守规则的正当性论述，比发现法律的渊源和内容显得更加重要。规则中心主义将规则视为客观实在一样的东西，忽略了规则的来源和历史性。在西方的理论下，终极的立法权属于主权者，并且是主权者的中心权力之一，主权者也因此就是不言而喻的立法者。立法者这个概念于是通过谁拥有主权这个问题来解释。因此，主权者的另一个名称就是立法者。在前现代社会，征服者、控制者宣称他们的主权，即最高的立法权威。他们的立法也因此被称为宣告型的立法。^[106]设定规则、命令、立法就成为君主或国王的绝对权力，即谚语所称的无主权则无法律。立法权是拥有主权的最明显的标志。通过立法，主权者宣告和确认它最高的地位、权力和正当性。立法者这个名称实际上指的就是历史上的主权者。

对主权者的关注，即对规则的创造者的关注，取代了规则中心主义的历史狭隘性，但并未回应规则的社会属性，仿佛规则仅仅只是主权者意志的反映，而事实上，规则存在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解决社会问题。立法实用主义强调的是规则的社会属性和规则的可操作性。在实用主义的视野下，规则并不是什么神圣、超验的东西，而是世俗、经验的产物，它产生于社会生活并且致力于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真实问题。(www.daowen.com)

知识产权立法也因此必须应对真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在立法历史上，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经历了从一开始倚赖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经验，到被迫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诸多新问题的紧急立法，直到近期才开始主动解决国内的相关问题的立法这几个阶段的转变。法条主义、规则中心主义仍占据着主流的法学思维和立法者思维。如果采用实用主义的观念，则需要从法条主义、规则中心主义转变到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核心的立法模式上来。在实用主义的观念下，应当对当代社会有关知识产权的实际问题、需求、矛盾等进行实证研究，而不仅限于概念、逻辑、命题之上的分析。实际上，我国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点，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从规则中心主义向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