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第8条、第9条规定了权利人的维权手段。尤其是第10条规定，将主张权利人的范围扩大到“任何人”，这就使得公益诉讼成为可能，有效地扩展了维权范围和社会监督力度，是非常值得称赞的立法。但是从第8条上理解，对公民电子商业信息骚扰行为的投诉主体仅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这就人为地削弱了公民因安宁权被破坏的维权力度。从比较法来看，相关责任设置较轻，不利于公民合法权益保护。

《决定》将法律责任规定在第11条之中，具体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值得注意的是，将公布违法者的“社会信用档案”作为处罚的一部分，是我国已经步入“信用社会”的重要体现。这对于未来我国社会征信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作用。

在《决定》中并没有体现出来对个人信息侵害赔偿责任数额修正问题，没有突破加强侵权惩罚的界限。我国台湾地区“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侵害个人信息行为是否“意图营利”作为判断刑事犯罪轻罪与重罪的主要标准，对于“非以营利为目的”刑罚上限为2年，对“意图营利”者则提高到5年，旨在以重典治理那些非法倒卖个人信息的犯罪分子。同时，将这些侵害个人资料的犯罪由“自诉罪”改变成为“非告诉罪”，即公诉罪，也是在意图加大惩戒力度。在民事赔偿领域也加大了对被侵权者的保护，将赔偿上限规定为“2亿新台币”，同时也规定了赔偿下限为“每人每事”不得低于“500新台币”。对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加重处罚，不仅可以更好地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而且还可以增加违法者侵权成本，减少侵权案件发生。(www.daowen.com)

因此，在《决定》的实施过程中，对个人信息侵权赔偿和处罚数额应该得到突破。同时，也应区别对待侵害个人信息之目的是否是“意图营利”，应该对意图营利者进行重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