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作为一种网络服务，基本定位就在于社交性，不论微信支付、朋友圈、游戏、微商、摇一摇，或者是昙花一现的“红包照片”，说到底都是基于社交性为基础的。

微信与生俱来的社交性和深植于移动客户端的基因，决定了在众多社交平台一统江湖的地位。也正是这种以高社交性为根基的商业模式，拥有了超强的客户潜力和相关市场的隐含份额。微信团队目前正依靠着令人侧目的庞大用户群，不断开疆拓土，几乎涵盖了现有网络服务的各个方面。

纵向市场的成功，必然会走向横向市场的拓展。各大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市场面前，一般都存在核心商业利益的固定阵地，也会有交叉市场中的“势力范围”。阿里的固定阵地就是电商，当然它也会涉及社交领域，支付宝的社交化也是一个尝试；腾讯的固定阵地就在于社交，电商和支付也逐渐变成势力范围；百度的固有阵地就是搜索，O2O的尝试也做得很越来越好。可见，以BAT为代表的网络巨头们发展趋势，都是纵向+横向，如同20世纪90年代港台明星，“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一样。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与互联网公司在市场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理念都是一致的。

单说红包照片，毫无疑问，这是微信团队的一个尝试，社交化如果能加上支付功能，就会“寓教于乐”，齐头并进的商业尝试不是一个坏事。从微信传播性来看，主体的展现和旁观者的窥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传播目的一个就是思想，一个就是秘密。思想通过秘密加以表达的最好方式，可能就非微信这种熟人圈莫属。

熟人圈的展现，如果涉及秘密，那就要与隐私相关。说到底，隐私在民事权利领域也是一种权利，既然是权利，民事主体就有决定展现和不展现、决定向谁展现、决定如何展现的权利。当然，这种秘密若是违反了法律，或者侵害了其他人合法权益，则另当别论。

从网络服务提供者角度看，红包照片不会让微信变成第二个快播，这是为什么呢？快播本身与微信一样，都是一个平台，运营主体性质是网络服务提供者（ISP）。网站本身并不产生内容，所有内容都是网民或其他人上传的，按照技术中立性原则，网站仅按照“避风港规则”或“红旗规则”承担过错责任。快播之所以触犯了法律，并非是技术的过错，也不是平台责任的特殊性规定，而是快播滥用了P2P技术。例如，用户在使用快播时，只要对存在自己硬盘里的视频看过十次，或所有用户看过某一本地硬盘的视频超过十次，那么，快播就会将这个视频作为“热门视频”，以缓存的方式存在自己遍布中国的2000个服务器之中。然后，快播再将这些“保存”下来的视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其他本来硬盘中没有这些视频的用户推广。如此一来，快播平台就变了性质，从网络服务提供者变成了发布者和传播者，这些视频出现问题，快播当然难辞其咎。(www.daowen.com)

微信的红包照片不同，微信平台本身并不对照片控制，也不会直接或间接推荐给超过发布者意愿的第三人。因此，平台在红包照片功能的实质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而不是发布者或传播者，即便是照片本身出现问题，平台也不承担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红包照片功能也会让微信平台产生责任，主要是在权利人发现自己权利被侵害，或者有人向微信平台举报照片存在违法性问题后，平台没有及时履行责任的，这时，平台就要和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了。

从昙花一现的红包照片实践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使得红包照片成为传播学上的一个重要案例。首先，用户的“窥私欲”没有预想的那样强，没有发现太多的用户愿意花几块钱去“揭开面纱”。这可能与朋友圈内一贯秉承的开放性有关，本来用户在朋友圈的照片就已经不少了，谁还愿意花钱去看。其次，智能手机技术性的“可怕性”让真正想发“私密照”的人不敢这样做。智能手机的功能都能“截屏”，即便是用户自己删除了相关东西，或微信停止了相关服务，不过，图片仍会以照片的方式存在别人手机端，“尾大不掉”是个常识，毕竟，手机还没有“自爆”功能。再次，标题党实在“深入人心”，红包照片事件出现了大量“标题党”，图文不符已成定论，这直接反映出网络诚信的缺失，甚至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问题。最后，与其他网络事件一样，红包照片事件中也存在一些个别的用户侵权情况，PS了别人照片，侵害他人肖像权或名誉权。

最后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如果利用现在的“红包照片”或以前的“阅后即焚”等功能，传播不雅照的话，到底该如何定性？我认为，从传播主体看，如前所述，网站性质与快播性质不同，红包照片中的传播主体是用户个体，一般不存在牟利，一两张照片，既达不到刑法上讲的“数量”要求，也谈不上“情节严重”。同时，微信圈说到底也是熟人社会，社会危害度毕竟有限。所以，没必要对此上纲上线，娱乐一下，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