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6月26日经过投票，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第21个在全境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在尊重判决结果的前提下，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用29页的篇幅，阐述了自己投反对票的理由。他的反对声音并非源自个人的喜好，更多显示出的是司法对新事物应持有的态度。引申一下，罗氏的观点归根到底强调的是：新事物的发展不应由司法强行判决来决定，而应交由民意来确定。

从法治的角度看，法治的根本在于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然而，对于同性婚姻等新的事物，宪法和法律中并未直接规定，甚至立法者在立法时也未对此有过思考。那么，在立法完善之前，就需要司法等公权力依据宪法和法律精神进行解释适用。如此一来，新事物的成败与否，就落到了有权解释法律和选择如何适用法律的人手中。因此，在如何看待新事物的问题上，法治可能退化成人治。有权解释和选择适用法律的人，即便不去考虑他们是否有利益集团的影子，也会受到他们心中对新事物固有看法产生深刻影响。

少数人去决策多数人的福利，若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这是人民赋权的结果。但如果从正义论角度看，功利主义的正义并非正义本身，即使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也无法代表真正的正义。

美国这起同性婚姻判决的最大问题在于，以司法为代表的公权力，以法治为名，将自己的意愿通过程序转化成国家意志，强制大多数的州政府和人民改变自己的信仰，忽略固有的传统和长期信奉的美德。毫无疑问，如果说这是法治与民主代价的话，也不应该将大多数人的传统与信仰作为法治的牺牲品。

当然，宪法精神就是保障少数人的权利，避免他们受到多数人的歧视，“多数人的暴政”并非正义。国家意志可以强加在全体国民之上曾被纳粹德国身体力行。但是，少数人的权利也不应置于大多数人之上，特别是动辄以法治为幌子强加于人。换言之，宪法观念下的自由，应该是大多数人可以自行选择的自由，宪法的责任是去践行自由，而非改变自由本身。

法治国家应竭力避免的就是司法万能论，公权力本身必须限制在处理新问题时对法律任意解释的权力。甚至程序正义都不应作为滥用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抗辩。如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同性婚姻的判决那样，程序正义所带来的是对大多数州和人民信仰的背叛，在这种时候，程序正义不仅不能成为保障人民自由的福祉，反倒沦为人民自由的锁链。(www.daowen.com)

对待同性婚姻这样的新问题，罗氏大法官的解决之道是：审慎和谦逊。审慎是避免犯错的前提，谦逊则是自由的保障。尽管从罗氏的一贯保守性主张来看，他投反对票是情理之中。不过，从罗氏长达29页的反对声中却丝毫看不出任何个人感情色彩。他也许算得上是罗尔斯《正义论》最后所称的“心灵纯洁之人”，只有心灵纯洁之人，才能“明察秋毫”和“自我克制”的去行动。特别是手中握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之人，如何做到心灵纯洁，可能并非易事，这早就超出法治所讨论的范围。

“互联网+”所产生的新事物与同性婚姻很像，法律规定的缺位使得包括司法、立法和行政权力在内的公权力有了足够解释的空间。特别是专车的问题，在世界各国的争议不亚于同性婚姻之争，专车与后者不同，所引起的不单纯是观念上的改变，更多的还包括利益上的博弈。在法治民主国家里，按照对法律解释程序和权限的认知，有权去解释和选择如何适用法律的人是确定的。关键问题是，有权解释和选择如何适用法律的公权力，是否会遵循审慎和谦逊的态度去对待新事物，是任性的左右大多数人的福祉，还是选择审慎的谦卑。公权力“能而不欲”的谦逊可能会显现出一个“柔弱”的政府，可这正是决策者作为“心灵纯洁之人”自我克制的体现。

理想中的公权力对待新事物，表面的“无为”应该是“无不为”。“无为”是不轻易对新事物下定论，不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去代替人民作出选择，是对宪法赋予的权力善加利用，去保护，而非摧毁本可以通过市场验证的自由。“无为”的政府是去了解和倾听，而非是去打断公众的思考和选择。“无不为”的政府是站在更高层面高瞻远瞩的政府，去指引，而非强制本可以属于自由的市场行为。

如果说美国联邦法院对同性婚姻判决具有历史意义的话，那么，罗氏大法官29页的反对陈词也将始终伴随，青史留名。伟大法官的伟大之处，并非是在一定时期内代表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意见，而是在更长久的时间内代表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利益。同性婚姻问题的判决绝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毕竟是开始的结束。不管是否接受，美国社会和人民都将承担这项判决结果，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时间去验证罗氏的反对之声。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专车的大众化与同性婚姻的小众化不同，更需要公权力以审慎和谦逊的态度去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