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3日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致祝贺信。总书记明确指出，“科技在广泛交叉和深度融合中不断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驱动着经济社会发展”。将科技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使科技创新成为国家强盛之基，这是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探索我国新时期发展之路的科学论断。

结合之前习总书记发表的《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在中科院院士大会的重要讲话，以及在贵州、杭州、西安、大理、上海、山东等地科技产业园区和企业的考察指示精神，都充分说明我国最高领导层已经将科技创新作为强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对于我国经济社会正面临的产业转型，经济新常态挑战和工业4.0革命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习总书记曾对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现有差距一针见血地指出，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已经完成了工业3.0的信息化革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在自主知识产权和经济软实力上与一些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将“中国制造”努力变为“中国创造”，尽早实现“中国制造2025”伟大规划。十三五规划目标中，也将“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科技创新实力”定位为“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创新力量”。可见，党中央将科技创新的高度重新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这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制约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因素不断显现，在科技发展的深层次上，制约发展的因素多属于前次工业革命产能发展减缓所带来的副作用。当下世界各国都处于工业4.0产业革命的萌芽期，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新能源和新业态正在逐渐成长，全世界各国都在竞相加速。在不远的未来，新型产业的科技创新将作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砝码，“软实力”不仅将成为国与国竞争的“硬实力”，同时，也将成为提高国民生活福祉的坚实物质基础。

落实科技创新的国家战略，就要落实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本理念，为“双创”提供必要的经济和政策支持。在政策和服务层面，国家要做好双创的“服务员”，让技术型企业有更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动力。国家在政策要因势利导积极促进，不能循规蹈矩和因循守旧。正如李克强总理曾强调得那样，要“不断清除制约创新创业的障碍”，要给予创新者“试错”的宽容。这就需要将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以创新作为新理论和新制度的基本要求，将科技创新作为“抓经济，促民生”的加油器。

工业4.0革命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重要课题，这是一个“风口”，是大势所趋。之所以将“互联网+”为代表的产业变革称为“工业革命”，一方面是强调新产业对旧产业的变革性影响，包括新产业的新市场，以及旧产业的新转型。另一方面，新的产业变革必将映射到旧产业的利益纠葛，既体现在新旧市场份额的博弈，也体现在新旧产业政府管理者思维的革命性转变。在一些特殊产业中，国家政策思路的转变和旧有管理思维的更新，往往成为创新产业存活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双创”为代表的“智慧中国”转型期背景下，国家有针对性的政策和立法必然会对科技创新起到重要指引性作用。大数据、“互联网+”、共享经济等越来越多的新领域，必然会在社会和监管层面引发新争议。如何看待这些新问题，就体现出一国的治理水平。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对国家和民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技决策，想好了、想定了就要决断，不然就可能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甚至可能付出更大代价。”对于这些新问题，应该重鼓励、重探索、重决断、重落实。只有拥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才能产生“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的“双创”硕果，也只有真正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强盛之基，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蓝图，尽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www.daowen.com)

历史上任何一次工业革命，无不是从技术开始，并逐渐转发成思维方式的变革。从工业时代的蒸汽机革命开始，资本至上和市场经济思维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在电气化时代，强调社会公平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成为新的普世价值。信息化时代中，和谐发展观与传统产业的信息化就成为发展新思路。

“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不仅是一次影响到每个人的产业革新，而且还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互联网+”的新思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宏观调控思维的转化。“互联网+”的变革根源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充分使用，这必将进化宏观调控的数据支撑。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将不仅局限于已经发生的数据，更会依据庞大的数据和精确的算法扩张到对未来产业发展的预测。政府宏观调控将更加精确，更符合市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同时，数据采集来源也将更加个体化，宏观调控要求将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有针对性，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模式将成为发展主流，政府因占有最大规模的数据，而成为全行业“互联网+”革新的风向标的实际控制人。

其次，法治思路的转化。“互联网+”作为一种“大势所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的“风口”，法治思维应有所作为。一方面，法治应承担对新产业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避免新技术这把“双刃剑”可能带来的社会负面效果。另一方面，法治应有明确立场，应站在顺应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待新问题。任何产业革命都不可避免地带来新老利益之间的冲突，新时期的法治不仅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而且还要转化成促进发展的动力，促进产业革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优胜劣汰。这种法治思维的转化需要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面协调。特别是在立法上，要深入贯彻“立法的指引性作用”，加快新领域的立法工作，加快淘汰不合时宜的法律和思维，加快立法的现代化进程。

最后，市场思维的转化。在工业4.0时代到来之前，一直是生产主导消费的模式，有针对性的生产不足，消费者主导的消费市场一直没有真正形成。“互联网+”成为工业4.0时代的象征，网络在产业中不再单纯扮演工具的角色，而是成为市场的主导。这种新型产业模式的好处在于，最大限度的调和了消费市场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避免了资源浪费和过度生产。这种影响在经济学上是深远的，非常有可能颠覆西方经济学一直强调的“看不见的手”，价格因素和供求关系对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小，“按需生产”将变为现实，大数据的精准分析和精准营销将构成全新的“看不到的手”。在“互联网+”的市场思维中，供求关系矛盾将被弱化，信息和数据化将成为左右生产和消费的关键点，批量生产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新型市场将被重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