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精神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一般说来，西方人宗教意识浓厚，宗教狂热曾经长时期支配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早在古希腊时代，西方人就建构了与人世对立的彼岸性的“众神世界”，亦即庞大的奥林匹斯神系。后世的基督教对西方世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一部《圣经》规划了西方文化的基本构架，因此，有人把西方文化称作“罪感文化”，这是一种宗教意识相当强烈的文化。基督教所建构的“天国世界”也是彼岸性的，与人对立的。

我国有多种宗教传播、流行，至今仍有不少信教群众。但与西方相比，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要淡薄得多，宗教对中国文化有不可否认的影响，但就宗教精神对整个文化精神的渗透涵盖而言，中国文化中的宗教精神也要淡薄得多。规范中国文化基本构架的主要不是宗教经典，而是儒家的“经书”，渗透在中国文化中的是强烈的世俗精神，甚至就连我国古代的宗教也染有世俗化色彩，世俗化的核心内涵是伦理精神。王治心先生在其《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中说：“一民族便有一民族的宗教了。而且一民族的宗教，正是其民族精神的表现：有强毅的阿拉伯民族，便会产生出富有团结和抵抗的回教；有物产富裕的印度民族，便会产生出神秘玄想的婆罗门与佛教；有屡受他民族压迫的希伯来民族，便会产生出信赖一神的摩西教与耶稣教；有宗教制度极发达的中华民族，便会产生出天祖崇拜的二神宗教。”王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有显著的宗教根性，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但这种宗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伦理化宗教”。^[35]

西方人所建构的“众神世界”和“天国世界”是与人世对立的彼岸世界，彼岸世界与人世间的主要界限是空间距离，众神与天帝所居的彼岸在另一空间，它是那样遥远而神秘。因此，古代西方人对遥远而神秘的高空有一种特别执着的向往，哥特式建筑生动形象地体现出这种向往，那些将人的视线引向茫茫天际，令人“几欲走进”的西方油画也表现出这种向往。而我国古人崇拜天和祖先，天离人并不遥远，它就在人身上，知人即可知天，天与人不是对立的两个事物，而是和谐的一个整体。我国古人很早就建构了“先王世界”和“祖先世界”，这是中国人真正崇拜的对象，在国人心目中，祖先也就是“天”。“祖先世界”与人世间的主要界限不是空间距离——祖宗牌位通常就供奉在人的住所里，而是时间过程，世系家谱就是对这一时间过程的记录。

如前所言，宗教精神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均有深刻影响，对人的认知结构亦有强大的规范作用。彼岸性的“众神世界”“天国世界”将人的目光引向茫茫空间；此岸性的“先王世界”“祖先世界”将人的视线引向时间过程。国人相对重视时间过程，对空间结构不够重视，甚至有一定程度的“空间恐惧”，这与我国古代信奉“天祖崇拜的二神宗教”不无关系。

时空自由转换和从时间出发来结构剧情的方式只属于古代戏曲。自近代以来，由于受话剧的影响和使用舞台布景的需要，戏曲创作虽然选择“回顾式”结构的仍然极少，但多数剧作使用“地点单一固定”的结构模式——按照剧中人物活动的空间来划分剧作的场次，这种戏曲剧作与话剧的结构模式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不换布景，演员也是不能随意转换剧情空间的。这样一来，虽然为灯光布景的使用提供了便利，但“一根马鞭写骏马奔腾，一条木桨显惊涛骇浪”的虚拟表演就失去了用武之地。这种剧作所表现的时空意识实际上大体上是属于西方古代戏剧的。

古代戏曲时空自由转换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形式，可能受到过步罡踏斗的道教仪式的启发，这一点，笔者在《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一书中已有阐述，不赘。

【注释】

[1]（意）卡斯特尔维屈罗著，陈鶄译：《亚里斯多德〈诗学〉的诠释》三，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284页。

[2]（法）高乃依著，孙伟译：《论三一律，即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2页。

[3]（法）布瓦洛著，任典译：《诗的艺术》，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2页。

[4]（意）卡斯特尔维屈罗著，陈鶄译：《亚里斯多德〈诗学〉的诠释》三，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284页。

[5]我国当代有少数戏曲剧目的结构与闭锁式结构有相同之处，例如，陈仁鉴的《团圆之后》就是一例。

[6]（法）高乃依著，孙伟译：《论三一律，即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3页。

[7]杂剧《西游记》一说为杨景贤作，一说为无名氏作，共6本24出。

[8]〔元〕关汉卿著：《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第三折，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9]〔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神思》，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0页。

[10]（意）卡斯特尔维屈罗著，陈鶄译：《亚里斯多德〈诗学〉的诠释》三，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284页。

[11]（法）高乃依著，孙伟译：《论三一律，即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3-404页。

[12]李浤著：《莎士比亚中期喜剧与舞台表现手法》，《戏剧艺术》，1986年第1期。

[13]〔清〕邹一桂著：《小山画谱》卷下“西洋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页。

[14]〔元〕高明著：《琵琶记》第二十五出，黄竹三、冯俊杰主编《六十种曲评注》第一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231页。“疼”，原文为“■”。

[15]〔明〕冯梦龙著：《精忠旗》，王季思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页。(www.daowen.com)

[16]〔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物色》，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4页。

[17]伍蠡甫著：《中国画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229页。

[18]〔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物色》，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4页。

[19]〔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物色》，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页。

[20]〔唐〕杜甫著：《望岳》诗，〔清〕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七册，卷二百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253页。

[21]刘长林著：《中国系统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3-574页。

[22]〔清〕王先谦著：《荀子集解》卷五，《诸子集成》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4页。

[2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0、698页。下引《礼记》文字皆据此版本。

[24]陈鼓应著：《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2页。下引《庄子》文字皆据此版本。

[25]陈鼓应著：《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页。

[26]五行见于《尚书》，比较系统、完备的五行学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

[27]於贤德著：《民族审美心理学》，海口：三环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7页。

[28]宗白华著：《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本章之著写参阅了宗先生《美学散步》的相关论述。

[29]刘长林著：《中国系统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

[30]〔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31]（德）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29页。

[32]刘长林著：《中国系统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323页。

[3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上，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1页。

[3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上，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489页。

[35]王治心著：《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