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它制约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仅决定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也支配着文化演进的途径和方式，给文化的特征以不可抗拒的影响。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认为，所谓文化，实际上主要就是生产方式——狩猎、植物采集、游牧和农耕等谋取生计的状态。

所谓“文化”就是在那最简单的形式里，也是一个包含无限因子的极复杂的整体，而那些因子的大多数，至少到现在为止，是不容你下什么确切定义的。把大批的文化形式来作一个比较，也难得达到我们的目的。反之，如果我们能辨明一个简单的文化因子，问题就容易解决了。那因子，第一、应该是可以下客观而且精确的定义的，第二、应该是很有意义可以作为整个文化形式的特征的。实际上，具备着这两个条件的文化因子只有一个，那就是生产方式……只有很少数的文化史家能够把握住生产事业的重要意义。对生产事业自然容易作过低的估价，难得作过高的估价。可是生产事业真是所谓一切文化形式的命根；它给予其他的文化因子以最深刻最不可抵抗的影响，而它本身，除了地理、气候两条件的支配外，却很少受其他文化因子的影响。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这并非说那些第二性的现象都是直接从生产那个主干上枝生出来的，乃是说它们虽然各有独立的根源，但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却受着最占优势的这个因子的巨大影响。^[31]

我国古代有多种生产方式，这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致。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华民族，有的以游牧为主，有的以狩猎为主，有的以农耕为主。就全国而言，真正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还是农耕，从事农耕的汉民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从事农耕的人口占有全国绝大部分国土。农耕经济是我国古代经济的“主脉”。灿烂辉煌的华夏文化是建立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一切文化因子无不打上农业文明的烙印。国人时空意识的形成亦与这一生产方式关系至密。

农耕种植既需要选择适宜的地理位置和空间环境，也需要紧紧抓住农时，不违时逆令，还需要“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农耕种植与游牧狩猎和航海经商不同，不是经常的转换环境，而是长期固守一地。一般说来，地理环境、空间位置比季节气候的变化要小得多。这样一来，对于长期固守一地的农耕民族来说，最重要也最难驾驭的不是地理环境、空间位置，而是季节气候。也正是因为季节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至巨，所以我国古人相对重视自然节律、时令更替，而对宇宙空间的比例关系则相对冷淡。这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大量例证。相传做过黄帝老师的大桡作天干、地支以记时，商代甲骨卜辞证实，当时已用天干、地支相配以记时。早在春秋后期，我国就创造了古四分历，即以365.25日为一个回归年。这比回归年的实际长度多11分14秒。这一创造比欧洲早大约500年。我国创造古四分历之后大约500年，罗马人才实行了与我国古四分历数值相当的儒略历，亦以365.25日为一个回归年。^[32]在我国古人看来，自然节律不仅是农业生产所必须遵循，人的一切活动都不可违逆，因为时令乃“天意”之所在，天之德在于“授时”，所以节令四时又叫“天时”。违时逆令必有灾殃，这一观念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这两部著作以一年十二个月为顺序，描绘每个月时令气候的特点、动植物的生态特征，最终的目的是告诫人们，一定要按照这一自然节律从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故十分详尽地描述了每个月所宜所忌之人事活动，这些描述成为我国古人行动的准则，对我国文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试举例以明之。《礼记·月令》认为，春天万物生长，雨量充足，气候转暖，宜农宜桑，“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御之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33]因为春之德主生，故春季三个月忌讳伐木，忌焚烧山林，忌以雌性家畜家禽作祭品，忌捕鸟取卵；不宜兴兵征讨，而应省囹圄，去桎梏，实行大赦，不可兴狱行刑。如果违时逆令，后果将极其严重。(www.daowen.com)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34]

《吕氏春秋·十二纪》有大致相同的内容。很显然，时间因素被看成是包含神秘力量的决定性因素。空间因素几乎被忽略。

农耕文明所带来的重视时间、轻视空间的偏向对国人时空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时空意识在我国古代戏曲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