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戏曲富有“团圆之趣”，绝大多数剧目都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收场，少有西方所崇尚的死亡毁灭、大悲大痛的“单一结局”，也几乎没有把答案留给观众去完成的“无结束性结尾”，而是“一线到底”，把剧情的“底”彻底亮给观众，不让观众走出剧场后还为剧中人物“到底怎么样了”而揪心。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传统戏曲往往“令生旦当场团圆”。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说：“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如一部之内，要紧色共有五人；其先东、西、南、北，各自分开，到此必须会合。”^[21]诚如所言，我国戏曲艺术富有团圆之趣，这种团圆之趣具体体现为悲欢离合、七情具备的“环形结构”。

戏剧、小说中的“环形结构”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一种“东方模式”，同为东方文明古国的古印度之梵剧亦崇尚团圆之趣，迷恋“环形结构”。取材于印度史诗的剧作《沙恭达罗》和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剧作《小泥车》均取“环形结构”，均以大团圆作为结局。越南嘲剧名著《神水瓶》《观音氏静》，朝鲜半岛唱剧《春香传》《沈清传》也是如此。

东方古典戏剧的“环形结构”是不能单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去获得解释的。古印度之梵剧成熟于公元前后，此时我国与印度尚无多少交往。我国戏曲虽然成熟于印度梵剧之后，但戏曲并非梵剧的移植，而是我国人民的创造。戏曲正式降生之时，梵剧早已消亡。

东方戏剧的“环形结构”应从民族思维方式去求得解释。艺术是人类情感活动和高级思维活动的结晶，其结构模式与其说是思想品质的流露，还不如说是思维的投影，民族思维方式对一个民族戏剧艺术的结构模式会有重要影响。

古代印度很早就发现，天地万物存在一种“环形结构”，佛教中的“因缘”说、“轮回”说、“业报”说均有“环形结构”的影子。例如，“轮回”说就把生命过程比喻为车轮的旋转，众生在三界六道的生死历程中循环不已。我国古人甚至形成了一种“圜道观”。(www.daowen.com)

圜道即循环之道。圜道观认为宇宙和万物永恒地循着周而复始的环周运动，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的发生、发展、消亡，都在环周运动中进行。圜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之一……循环观念像一种无形的“场”，在我们祖先精神的每个角落，都显示出它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诸多品性，或则是循环观念的派生物，或者与其有密切关联。以致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可以用一个圆圈来表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中国文化称为圜道文化。^[22]

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存在“环形结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和运行轨迹。

循环发展观念的根深蒂固，使我国古人的思维形成一种“定势”，将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过程纳入“环形结构”之中。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不是什么先天倾向，而是社会实践方式的内化。直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最基本、最主要的生产实践活动，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之内化的思维方式与这一实践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我国古代以及古代印度均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体，农耕种植活动是最主要的生产实践活动。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经济面对的主要是寒来暑往，周而复始的自然，故极易养成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的循环发展观念。如果把这种实践模式与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古希腊实践模式进行一下比较，就更易于理解。公元前6世纪前后，古希腊的工商业经济已相当繁荣，工商业奴隶主已登上古希腊城邦的政治舞台。工商业经济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而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都不可能是周而复始，循环运行的，而是优胜劣汰，不断进取，瞬息万变，难以纳入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的。因此，今必胜昔的进化观念成为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内核，西方的思维方式染有明显的进化论色彩。而直到近代，进化论才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想传入我国。

西方古典戏剧的“单一结构”是“直线思维”的产物，我国古代戏曲的“环形结构”则是“圜道思维”的投影，它折射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古代印度早有“梵我一如”“色心一如”的命题，它与“天人合一”一样，昭示的也是视人与自然为一体的东方式的整体思维，东方——主要是汉印文化圈，在思维方式上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因此，其戏剧艺术的艺术构成、审美形态和表现手段也有诸多的相似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