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要义其实在于“父母之命”——由家长的意志来决定儿女的婚姻，媒妁只不过是父母的代表。封建礼教的这一规定以立法形式得到国家的认可。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明文规定：“尊长与卑幼定婚”，男女双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自主结合，否则要受100或80的杖刑。父母双亡者亦不得自专。《大明令》和《清律例》均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余亲指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等。如果这些尊长又俱无，则又从余亲尊长。祖父母、父母俱在而自主婚姻者不但婚姻不能成立，而且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严厉制裁。

我国古代戏曲中有大批剧目摒弃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缔结方式，许多剧目对自主结合的叛逆行为进行了大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颂。元杂剧《裴少俊墙头马上》将这种方式概括为“月下花前，墙头马上”，这正是我国古代戏曲艺术家所热情赞颂的男女结合方式，这种方式与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方式是尖锐对立的。因此，其间多有“间阻”，有些青年男女甚至为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任何沉重的打击也无法迫使男女主人公放弃自择佳偶的美好追求，戏曲中的青年男女大多最终取得了胜利。白朴的《裴少俊墙头马上》和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杂剧不但写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月下花前，墙头马上，山盟海誓，密约赴期，而且男女双方接触的方式与礼教之冲突也令人忍俊不禁。

前文已经谈到，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认为，只有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才是合法的，合乎道德的，而“钻穴隙而窥，逾墙而搂”所缔结的婚姻则是可耻的，不合法的。然而古代戏曲作家却有意让剧中的主人公“钻穴隙而窥，逾墙而搂”，而且对这种逾礼的行为大加赞赏。

《裴少俊墙头马上》中的裴少俊为工部尚书裴行俭之子，“唯亲诗书，不通女色”，深受封建礼教熏染。可是当他骑马游赏洛阳名园，远远望见园中的李千金时，立即神魂颠倒，在马上写简帖儿去“嘲拨”园中的美人儿。李千金从裴少俊的小厮手中接过情诗，立即回赠情诗一首，约裴少俊晚上到她家后花园幽会。当裴少俊问小厮晚上从什么地方进入后花园时，小厮告诉他“跳墙过去”。李千金的丫鬟梅香当即转告小姐，晚上裴少俊跳墙来后花园与她相会。到了晚上，裴少俊果然跳墙进了李家后花园，而且马上搂住李千金宽衣解带，成就好事。正如裴少俊所说：“偶然间两相窥望，引逗的春心狂荡。今夜里早赴佳期，成就了墙头马上。”^[10]剧作家对这种“闪电式”的爱情进行了大胆的肯定：虽然显得轻率、突兀，但比起完全不顾男女双方的意愿，由父母一手包办的“结合”，这种“闪电式”的爱情还是美好的，值得肯定的。因为尽管是一见钟情，双方还不太了解就有了云雨欢会，但它毕竟是男女双方的自主选择，而且正是由于封建礼教造成了青年男女的隔绝，才会有这种显得轻率、突兀的一见钟情。

元杂剧《西厢记》中的张生和裴少俊一样，也是“钻穴隙而窥，逾墙而搂”的情种，他突破封建礼教的约束，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心上人。只是莺莺不如李千金那样大胆，颇多“假意儿”。张生自从游佛殿遇见莺莺之后，神魂颠倒，日夜盼望再能与莺莺见面。他向长老借了一间僧房住下，听和尚们说，莺莺小姐晚上有时到花园中烧香，他就事先在太湖石畔墙角儿边等待，以便“小姐出来，饱看一会”。他一直等到一更之后，“侧着耳朵听，蹑着脚步儿行”，来到回廊，在那儿美滋滋地想：“若是回廊下没揣的见俺可憎，将他来紧紧的搂定。”莺莺终于来了，张生按捺不住跑上前去，红娘怕夫人责怪，催莺莺赶快回去。莺莺却不由自主地“回顾”张生，然后才随红娘离去。老夫人赖婚之后，张生月夜鸣琴，又递柬传情，莺莺酬柬，约张生晚上跳墙进入花园相会。张生高兴得不得了，但又担心花园墙高，跳不过去。他对红娘说：“小生读书人，怎跳得那花园过？”红娘调侃道：这道墙你都跳不过去，将来怎么跳龙门呢？张生觉得是这么个理儿，怕什么呢，到时候“到得那里，手挽着垂杨，滴溜扑跳过墙去”。晚上，张生进了寺里的角门，远远望见“玉人”来了，他跑上前去，一把搂定，结果搂的是红娘。红娘抢白了张生一顿，着他跳墙过去与莺莺相会，张生鼓起勇气，一下子跳过墙去，不料莺莺却变了卦，大喊“有贼”。但最终莺莺还是主动到张生的住处，与张生结合。很显然，剧作家之所以要让男女主人公“钻穴隙而窥，逾墙而搂”，正是为了突出主人公对封建礼教的大胆背叛。裴少俊、张生所逾之“墙”象征的是封建礼教，青年男女只有大胆地逾过这道“墙”，才能得到幸福。

古代戏曲中还有一批剧目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造成的悲剧，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抨击和控诉。明孟称舜的传奇《娇红记》和出于明传奇《同窗记》的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11]等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娇红记》写：申纯与眉州通判王文瑞之女王娇娘是表兄妹，申纯秋闱失利，其父母命他去眉州探望舅舅，同时借机散闷，申纯与娇娘得以结识。从此，两人以诗词赠答，相爱甚笃，以致云雨欢会。申纯家里遣媒求婚，王文瑞夫妇嫌申家非官非宦，故以朝廷禁止近亲联姻为由婉拒。申纯应试及第，王文瑞这才打算将娇娘许配申纯，正当他遣人至申家说亲，申家亦欣然相从，但尚未择日遣聘之时，西川节镇之子帅公子遣媒请婚。帅公子是一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衣冠禽兽，但他是豪门之子，“势焰熏天”，王文瑞慑于帅家威福，又羡慕帅公子“承袭世爵”，“富贵非常”，故改变主意，答应将娇娘许配给帅公子。王文瑞主宰女儿的婚姻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事，王娇娘必须从父命而嫁。然而，娇娘心中只有申纯。她不愿意自背初盟而强从父命，但她完全没有力量抗拒父母之命，死，成了娇娘的唯一选择。她拔刀自刎，被侍女救下。可“哀莫大于心死”，娇娘陷入了极度的绝望和痛苦之中，终日蓬头垢面，饮食俱废，而帅家又频频逼婚，娇娘不堪精神折磨，终于郁闷气绝。申纯更没有办法改变残酷的现实，他得知舅舅已将表妹许配帅家之后，和娇娘一样陷入极度的绝望、痛苦之中，饮食不进。得知娇娘已死，申纯亦以死相从，自缢身亡。剧作家对冷酷无情的“父母之命”作了血泪控诉，娇娘、申纯字字泣血的哀歌，深深打动了千百万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www.daowen.com)

《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以两位青年的殉情对“父母之命”作了血泪控诉。祝英台女扮男装往杭州求学，路遇同去杭州求学的梁山伯，两人感情相投，结拜为兄弟。梁与祝同窗三年，情深谊厚，但忠厚老实的山伯万万没有想到“贤弟”英台竟是女郎。祝父催英台归里，行前英台向师母道明真情并托其为媒，欲与山伯结百年之好。山伯前来为“贤弟”送行，一路上英台多有暗示、比喻，山伯却始终未明其意。英台只好托言为妹妹作伐，嘱山伯早日前往迎娶。山伯送走英台，从师母处得知英台为女郎真相和一片真情，如约前往祝府，可是英台之父却不顾女儿的感情，已将英台许配马员外。尽管英台心中只有山伯，山伯亦深深爱着英台，可两位青年却无力回天。山伯痛苦地离去，悒郁而死。马府迎娶英台之日，花轿途经山伯坟前，英台执意下轿祭奠亡兄，伏地大恸，坟墓忽然裂开，英台跳入墓穴，裂口立即合拢，两位青年的灵魂幻化为美丽的蝴蝶比翼双飞。正是冷酷无情的“父母之命”夺去了两位青年的爱情和生命。在戏曲艺术家的笔下，自择佳偶是那样的合乎人情，顺乎道理，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是那样的荒谬绝伦，冷酷残忍。

古代戏曲中还有一批剧目对敢于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叛逆行为进行了热情的赞颂，塑造了一批自择佳偶的叛逆者的形象。施惠《幽闺记》中的王瑞兰出身名门，在兵荒马乱中与出身低微的穷秀才蒋世隆建立起了爱情，并在旅店里自主结合，成为真正的恩爱夫妻。王瑞兰的父亲在归途中碰上王瑞兰和蒋世隆，当瑞兰告诉他，面前的蒋世隆是自己的新婚夫君之时，这位朝廷命官大发雷霆：“谁为媒妁？甚人主张？”他问蒋世隆：“你自想，甚年发迹穷形状？”他又斥责女儿：“你是娘生父养，逆亲言，心向情郎。”^[12]说完，下令将王瑞兰“扯上马去”拉走，活活拆散鸳鸯。可是，王瑞兰却不改初衷，心系蒋世隆，他决不屈服于父亲的压力，大骂死抱住封建礼教不放的父亲是“猛虎狞狼，蝠蝎顽蛇”，宣称自己是有夫之妇，这一辈子非蒋世隆不嫁，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王实甫的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也歌颂了敢于违抗父命，坚持自己的选择的叛逆行为。刘月娥是洛阳富豪刘仲实的独生女儿，父亲曾为她择佳婿，可刘月娥生性倔强，“高门不答，低门不就”，刘仲实只好让女儿结彩楼自己抛绣球选择佳婿。穷秀才吕蒙正学成满腹文章，但一贫如洗，在洛阳城外一座破窑中栖身。听说刘仲实的千金要抛绣球择佳婿，他想前去看看热闹，希望等刘家择得良婿之时，为刘家写一篇贺新婿的诗，讨些小钱度日。待他来到彩楼前，那儿早已是满目锦绣，只有吕蒙正穿着破衣烂衫，一副穷酸饿醋模样。刘月娥手执绣球高高站立于彩楼之上。丫鬟劝她看准那穿锦绣衣服、鞍马非常的富家子弟抛绣球，千万不要把绣球错抛给穷酸饿醋。刘月娥却执意要“寻一个心慈性善温良，有志气好文章，知敬重画眉郎”，而不愿意选那些“无恩情轻薄子”，认为夫妻相守贫和富并无多大关系。因此，她故意把绣球抛给破衣烂衫的吕蒙正。当刘仲实得知选中的女婿是一个在破窑中栖身的穷秀才时，十分生气，要女儿给几个钱打发吕蒙正，让他赶快走，以便另招“官员人家财主的儿男”。可刘月娥坚持自己的选择。刘仲实劝女儿说，他住在破窑里头，身无分文，你吃不了那份苦！刘月娥说：“您孩儿受得苦，好歹我嫁他。”坚决要选吕蒙正做夫君。刘仲实十分气恼，他当场命仆人剥下女儿的衣服首饰，将她和吕蒙正一起赶出家门。他料定，女儿受不了这么大的苦，过几天就会自己跑回来的。可是，刘月娥宁可与父亲决裂也要坚持自己的选择，她一去不回。刘月娥的父母见女儿一直寄身寒窑，不肯回来，只好找到窑中去再次劝女儿回头。可女儿却比离家之日更加坚定。她的父亲觉得女儿选这么一个穷酸秀才做夫君，又住在这样一个破窑里，丢了他的面子，而且几头牛都拉不回来，一气之下，将这对穷夫妻仅有的一点家当——一只砂锅和几个碗盏砸得粉碎，气恨恨地离去。刘月娥仍不为所动，她心甘情愿地与吕蒙正贫寒相守，坚决不从父母之命，表现出顽强的抗争精神。

此剧的立场和情感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有力、深刻，但这些都是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完成的，剧作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相当细致，许多场景生活气息浓厚，语言生动活泼，故非常受民众欢迎，多种地方戏都有据此剧改编的折子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