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礼教中以闺门之礼最为苛严，其“吃人”的本质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此，古代戏曲对闺门之礼作了猛烈的抨击和愤怒的控诉。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男女有别，男女之间不但不能随便交往，就是递一点东西也要讲究“授受不亲”。然而，封建礼教主要是通过限制女性来达到别男女之目的的。《礼记·曲礼上》曰：“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礼记·内则》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7]这些原则不断被发挥、增益，对女性的限制也越来越苛细，宋代以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例如司马光的《涑水家仪》就把这些内容写进家礼。

我国古代戏曲对此亦有生动反映。《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当“傻角”张生迫不及待地向红娘说明自己“年方二十三岁……并不曾娶妻”，并问莺莺小姐是否经常出来散心时，红娘正言厉色警告张生说：“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立谢而言曰：‘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张生对闺门之礼的实质有相当精彩的概括：“怕女孩儿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所谓“春心荡”也就是萌生爱情。在我国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正统文人看来，男女二性结合的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以保证宗庙有人祭祀，不断香火。婚姻的基础是两个家族的利益，其具体体现就是两个家族的家长的意志。婚姻当事人只是执行父母之命，为家族利益而履行义务而已。婚姻与家族关系甚大，而与双方当事人之关系甚小。因此，封建统治阶级和正统文人把属于男女双方个人的情感——爱情视为“淫”，因为这种情感往往与家族的利益、家长的意志相违背，极易造成男女双方自主选择、自行结合。“万恶淫为首”——男女私情乃封建宗法制度之大敌，必须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切断男女接触的一切通道，幽闭女性于深闺之中。

然而，随着身体的发育成熟，对爱情的渴望会自然而然地萌生，这种自然天成的感情会在压制中积蓄起惊人的力量，要么冲破封建礼教的堤防，一泄千里，要么造成青年男女的“烦恼”，“苦闷”，直至忧郁而死。我国古代戏曲对灭绝人性的闺门之礼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背叛闺门之礼追求幸福爱情的“越轨”行为进行了大胆的肯定。

汤显祖的《牡丹亭》对闺门之礼的“吃人”本质作了形象的反映和深刻的揭示。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二八妙龄，终日按闺门之礼足不出户，以刺绣打发时光。她就像“关了的雎鸠”，除了和关在笼子里的小鸟“说说话”之外，别无乐趣。她觉得十分苦闷、无聊，中午有时就小睡一会儿。此事在杜宝夫妇看来，不成体统，有失家教。为此，他们决定请一位先生来教女儿读圣贤书。按照闺门之礼，顶好是找一位女先生来教女儿。然而，很难找到合适的女先生。为了避免女儿“春心荡”，杜宝夫妇为丽娘请了一位“六十来岁，从不晓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院”，而且咳嗽多病的老头子陈最良来家里坐馆“上书”。第一课讲《诗经》的头一首诗《关雎》，尽管陈最良依旧注大讲“微言大义”，认定此诗弘扬“后妃之德”，可少女杜丽娘却分明感觉到，这是一首热烈的情歌。她春愁尤加，郁闷异常。丫环春香建议她去后花园散散心。杜丽娘从未到过后花园，因为按照封建礼教，她是不能跨出闺房门槛的。如今听春香把它描绘成一个美妙无限的所在，杜丽娘很想去看看，可又怕父母知道了责怪，后又想起，严厉的父亲这几天刚好外出未归，她才郑重其事地拿来历书，选定了一个好日子到后花园去闲耍一回。杜丽娘离开了拘束她的闺房，来到花园，又恰逢春暖花开，园中一派生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8]无限春光深深触动了姑娘的春情，青春的觉醒成为一种强大的内驱力，青春的郁闷更加沉重地压在心头。她心事重重地回到闺房，这个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少女，发现自己的青春正在虚度，她真正惋惜的正是美丽的青春“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被封建礼教吞噬。“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杜丽娘人虽走进了闺房，而思想却像脱缰的野马，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冲垮了闺门之礼的堤防。请看剧中的描写：

（旦叹介）“默地游春转，小试宜春面。”春呵，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遣？咳，恁般天气，好困人也。春香那里？（作左右瞧介）（又低首沉吟介）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成秦晋。（长叹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www.daowen.com)

杜丽娘深知，这情怀无处言，她因困乏，伏在几上打起瞌睡来，很快做了一个热烈而美好的梦。她梦见一个年轻英俊的书生手持柳枝朝他迎面走来，笑着对她说：“姐姐，你既淹通书史，可作诗以赏此柳枝乎？”杜丽娘想答腔，但又觉得素昧平生，不大好意思。那书生走上前来，对她说：“小姐，咱爱杀你哩！”说着就将杜丽娘搂抱至牡丹亭畔、芍药栏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欢洽，真所谓“千般爱惜，万种温存”。丽娘的母亲走来，见她伏几而眠，将她叫醒，丽娘还沉浸在梦里的幸福之中，低声呼唤着：“秀才，秀才，你去了也。”从此，杜丽娘精神恍惚，寝食俱废，时常回味那个热烈而美好的梦。她独自到花园去寻梦，找到那秀才和她共效于飞之乐的地方，再次回味梦中情景。她发现附近有一株梅树，希望死后能长眠在这块给了她美好梦境的土地上。杜丽娘渐渐消瘦，最终被爱情的烈焰煎熬而死。杜丽娘不是死于封建卫道士对其爱情的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渴望，是灭绝人的自然天性的闺门之礼使其爱情成为一种“不道德的非分之想”，这种“非分之想”只能在梦中变成美丽的现实，因而梦境越是热烈、美丽，现实也就越是显得冷寂、残酷。杜丽娘的极度亢奋正说明封建礼教的苛严，正是这苛严而冷酷的封建礼教夺去了丽娘的青春和爱情。《牡丹亭》以丽娘之死对封建礼教——特别是闺门之礼作了振聋发聩的控诉。

如前所言，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及其正统文人视婚姻的目的为传宗接代、延续宗庙香火，婚姻的基础是家族利益。因此，封建礼教把爱情视为“淫”，视为“万恶之首”，承认婚姻，甚至认为婚姻神圣，但却敌视爱情。然而，《牡丹亭》却把爱情视为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它既可以让人死，更可以让人死而复生。相反，敌视爱情的封建礼教是丑恶冷酷的，可笑的和不道德的。杜丽娘死后，一个叫做柳梦梅的青年书生在太湖石边的假山上拾到杜丽娘的自画像，生无限爱恋。他总觉得画上的女子似曾相识，他就是丽娘梦中那个手持柳枝的青年柳梦梅。柳梦梅把杜丽娘的画像供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的深情呼唤感动了丽娘的游魂，于是，她就显形与柳梦梅幽会，并告诉他，只要掘开梅花树下的坟墓，她便能复生。柳梦梅如其言，杜丽娘果真死而复生，与他结为夫妻。这里的情节是荒诞不经的，但几百年来，人们都被这部杰作感动了。这是因为，其中所寄寓的情感是真实的、美好的，剧作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向人们昭示：尽管封建礼教冷酷无情，足以使人郁闷而死，但人的自然天性必将战胜封建礼教，荒诞的形式之中蕴含着严峻的历史逻辑和真实的情感逻辑。正如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所指出的那样，此为“情之所必有”：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冥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9]

汤显祖高举起“情”的旗帜，这是一面与“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相对抗的旗帜。汤显祖所歌颂的“至情”也就是人天然的美好情感，主要是与青春的觉醒相伴的爱情。在这“至情”面前，封建礼教显得是那样的不合理，那样的冷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