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戏剧一开始就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扶植与支持，因此，西方戏剧多把出身高贵、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刻画成品格高尚、智慧超群、力量盖世的英雄和伟人，把出身低微、地位卑贱的平民百姓刻画成古怪、可笑的人。我国古代戏曲从孕育到降生乃至一直到成熟，始终受到官方的打击、摧残。从元代开始，历代封建王朝都颁布过禁毁戏曲的法令，封建统治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戏曲艺术侧目而视，不但不肯出面主持面向大众的戏曲演出活动，对民间所组织的演出活动也要进行粗暴的干预。王公大臣改装潜入戏园看戏者，或被革职，或被流放。“正人君子”一般不与戏曲艺人交往，更不屑于填词制曲。他们认为，创作戏曲剧本，与倡优为伍是“玩物丧志”，是“末技”，妨碍君子“致远”。因此，戏曲与广大被压迫人民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古代戏曲在我国封建社会文化体系中屈居下层的位置决定了它观察、评判统治者的立场、视角——从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立场出发去观察统治阶层。因此，古代戏曲中的王公贵族、显要富豪大多是卑鄙无耻、愚蠢可笑、面目可憎的。即使是具有正面素质的帝王将相也大多是按底层民众的愿望塑造出来的体民情、顺民意的“清官”。

弄权误国是戏曲舞台上的权奸的共同特点。《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中的中大夫毛延寿叛国投敌，致使汉朝大兵压境，被迫让昭君远嫁“和番”，只知享乐的汉元帝在面临外患之时懦弱无能、束手无策。《精忠旗》中的秦桧接受敌人的贿赂，受敌人指派回到南宋，又一味媚上，骗得皇帝信任，操持权柄，残害忠良，给敌人通风报信，充当内奸。《长生殿》中的李隆基荒淫误国，权臣杨国忠纳贿专权，竞豪夸奢，卖爵鬻官，蒙蔽当朝，并极力刺激安禄山，导致他起兵造反，致使国家陷于战乱之中。《清忠谱》中的魏忠贤及其爪牙毛一鹭、李实等结党营私、冒封公侯、铲除忠良、诛夷后妃、蒙蔽圣听、假传圣旨、妄图篡位，真所谓罪大恶极，罄竹难书。《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的楚州太守桃杌贪赃枉法，昏庸糊涂，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赵氏孤儿大报仇》中的晋国大将屠岸贾阴险毒辣，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为了报私仇、泄私愤，在国君面前诬告忠良，将整个国家投入血泊之中。由于权奸误国，整个国家处于极度的混乱、黑暗之中，灾难接踵而至。剧中的晋灵公听任屠岸贾大开杀戒，祸国殃民，完全是一个昏君。明末清初张大复的传奇《海潮音》中的国王妙庄王，为求长生不老，听信妖道之言，每天用一个婴儿的脑髓制成饮品，每夜糟蹋一个幼女，对敢于进谏的官员一律施以重刑，又屠杀全国僧人，为此召开所谓“铲头大会”，完全是一个愚蠢、昏庸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昏君兼暴君。

我国古代戏曲还塑造了一批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整天就是寻衅滋事，混世作恶的花腿闲汉，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权豪势要”或权豪势要之家的子弟。由于权重势高，有恃无恐，故无恶不作。《包待制陈州粜米》中的小衙内刘得中和妹夫杨金吾奉命到陈州粜米救灾。陈州亢旱三年，六料不收，黎民苦楚，几至相食。户部尚书范仲淹向小衙内刘得中和刘得中的妹夫杨金吾交代得很清楚，去陈州的任务是救济灾民：“钦定五两白银一石细米，则要你奉公守法，束杖理民。”小衙内的父亲刘衙内是朝廷命官，可他本身就是一个泼皮无赖，他哪里听得进去，请听他的一段上场诗：“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则我是有权有势刘衙内。小官刘衙内是也。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有其父必有其子，请听刘衙内之子刘得中自报家门：“俺是刘衙内的孩儿，叫做刘得中。这个是我妹夫杨金吾。俺两个全仗俺父亲的虎威，拿粗挟细，揣歪捏怪，帮闲钻懒，放刁撒泼，那一个不知我的名儿！见了人家的好玩器好古董，不论金银宝贝，但是值钱的，我和俺父亲的性儿一般，就白拿白要，白抢白夺。若不与我呵，就踢就打就挦毛，一交别番倒，剁上几脚。拣着好东西揣着就跑。随他在那衙门内兴词告状，我若怕他，我就是癞虾蟆养的。”

刘衙内极力举荐自己的儿子、女婿去陈州开仓粜米，获准后向他们面授机宜：“孩儿也，您近前来。论咱的官位，可也够了，止有家财略略少些。如今你两个到陈州去，因公干私，将那学士（指范仲淹——引者注）定下的官价五两白银一石细米，私下改做十两银子一石米。里面再插上些泥土糠粃，则还他个数儿罢。斗是八升的斗，秤是加三的秤，随他有甚么议论到学士跟前，现放着我哩。你两个放心的去。”两个泼皮无赖到了陈州果然做了不折不扣的“害民的贼”。饥民张古对他们盘剥灾民的行径气愤不过，骂了他们几句，竟被他们用敕赐紫金锤活活打死。权豪势要对灾民敲骨吸髓式的剥削和野蛮残酷的欺压弄得民怨沸腾。人民群众把他们称作“吃仓廒的鼠耗，咂脓血的苍蝇”。^[7]

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只是一朝一代存在，而是历朝历代皆然。明孟称舜在其剧作《娇红记》第三十六出《赴试》中借剧中人之口指出：“自来戴纱帽的，不晓文章，只晓势利。依小弟看来，势又不如利。有了利，势也有了。如今父兄要子弟做官，不消教他读书，只自家挣银子。银子挣得多，举人进士也好世袭了。”另一角色接着说：“如今世上，那有圣贤？举人便是贤者，进士便是圣人。做到大官，也只是造些房儿，占些田儿，娶些妾儿，写些大字帖儿，装些假道学腔儿，父兄子弟们使些势儿罢了。”^[8]

权豪势要不仅贪污聚财，剥削人民，而且公开抢人财物，夺人妻女，是不折不扣的豺狼和强盗。《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鲁斋郎自报家门说：“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鲁斋郎在街上闲逛，看见银匠铺里有一个漂亮女人，便以进铺子修整银壶为借口，将银匠的妻子张氏强行带走。鲁斋郎糟踏了张氏之后，又一日在野外看上了六案孔目张珪的妻子李氏，命张珪次日将李氏送到他家里去，让他糟踏，否则就要他的命。张珪不敢违抗，果然将妻子如期送去。鲁斋郎将李氏留下，同时将玩厌了的张氏“赏”给张珪做浑家。就这样，鲁斋郎接连拆散了几个家庭。^[9]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中的庞衙内更凶残无比。他在酒店里碰上进京赶考的穷秀才郭成，得知郭成携有祖传宝物生金阁，答应“与今场贡主说了，大大的与你个官做”，然后将宝物据为己有。郭成信以为真，让陪同他的妻子李幼奴出来拜谢，庞衙内见李幼奴生得十分标致，当即要郭成答应把李氏送给他做夫人。郭成不肯，庞衙内即让手下爪牙用大铁链子将他锁在马房里。李幼奴不从，庞衙内让家里一个老保姆去开导她。老保姆得知李幼奴并非庞衙内通过正当手段娶回的夫人，而是惨遭毒手的有夫之妇，十分同情李幼奴的遭遇，她和李氏一起在房子里斥责庞衙内的无耻行径，被窗外的庞衙内听到。庞衙内当场让爪牙将老保姆投入井中淹死，而且马上将郭成抓来，当着李幼奴的面用铡刀将郭成铡成两截。^[10]

这些流氓、恶棍抢劫财物、夺人妻女的丑恶行径不只是得到封建官吏的支持，甚至还得到封建皇帝的包庇、纵容。《望江亭中秋切脍》中的“花花太岁”杨衙内前往潭州夺取白士中的妻子谭记儿，竟然是拿着皇帝赐给他的势剑金牌而去的，皇帝让他去“标取白士中首级”。皇帝这样做的根据是：杨衙内的诬告——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包待制陈州粜米》中的小衙内和杨金吾亦持有皇帝赐给的紫金锤，这只锤子可以随意杀死敢于反抗的灾民。《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权豪势要鲁斋郎强夺人妻之后还狂妄地宣称：“你的浑家，我要带往郑州去也，你不，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果然没有一个衙门敢动鲁斋郎。“青天大老爷”包拯“为民作主”，敢于惩处鲁斋郎这样位高权重的权豪势要，但也只能“耍花招”来“智斩”。《十探子大闹延安府》中的葛彪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其父为监军，其姐夫庞衙内在开封府执掌大权。葛彪于清明节在野外碰到上坟祭祖的婆媳俩，见其中的少妇颇有姿色，即命她前来替他“把盏”，供他耍乐。婆媳俩不从，葛彪指使爪牙当即将她们活活打死，而且说：“休说打死两个，打死二十个，值什么？”^[11]少妇的公公至开封府告状，公公的儿子、少妇的丈夫恰好在开封府做把笔司吏。岂知他的上司正是葛彪的姐夫。庞衙内得知他的部下告的是自己的小舅子，不但不为部下主持正义，反而将他下在死囚牢里。(www.daowen.com)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2]的新贵和“穷儿乍富”的暴发户是不是稍好一些呢？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刚刚告别穷愁困苦，但和那些“累代簪缨”的巨富世族一样悭吝刻薄、心狠手毒，甚至比他们更坏。我国古代戏曲塑造了一批“富贵易妻”的新贵的形象和像贾仁那样的暴发户的形象，充分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爱憎情感。

戏曲中发迹变泰的新贵大多是衣冠禽兽，他们一旦通过科举得官，便立即抛弃糟糠之妻，另娶权门，背叛自己贫寒的家庭，甚至不认爹和娘，有的还以怨报德，欲将过去节衣缩食供他读书、赴考的贫苦的妻子置于死地，以便彻底斩断同下层社会的联系，摆脱她们的“纠缠”，解除重婚权门的“后顾之忧”。《张协状元》中的张协进京赶考，路经五鸡山，遇强盗拦路抢劫，财物被劫，而且被强盗打伤，逃至一山神庙与一父母双亡，栖身破庙的贫女王姑娘相遇。王姑娘十分同情张协的不幸遭遇，供其衣食，照料他在庙里养伤。张协伤势渐好，便向王姑娘求婚，王姑娘觉得不妥，婉言拒绝。张协请来平时常来照顾王姑娘的李家公公、婆婆帮助他说服王姑娘，终得与王成婚。王姑娘缉麻织布，供养张协，让张协备考。张协伤愈，又欲进京赶考，王姑娘四处借债，并变卖了自己的秀发，好不容易凑齐了张协进京的盘缠，张协得以赴考，并中了状元。但他不给王姑娘任何信息，王姑娘进京寻夫，找到这位新科状元，张协竟拒之门外，说：“吾乃贵豪，汝名贫女，敢来冒渎，称是我妻！”硬把王姑娘赶了出去。王姑娘只得忍气吞声，沿路乞讨返回山神庙。张协被朝廷任命为梓州佥判，赴任路经王姑娘栖身的五鸡山，他竟然去刺杀王姑娘。像张协这样的负心汉绝不是个别的，我国戏曲舞台上鞭挞了一大批这样的衣冠禽兽。

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的蔡伯喈，进京赶考，一去不回。父母亲都在饥荒中饿死，发妻赵贞女（五娘）抱土筑坟台，掩埋公婆，感动上天，从空中降下一面琵琶。赵贞女抱着琵琶沿路卖唱，进京寻夫。可是找到蔡伯喈之后，他不认糟糠之妻，而且用快马踩死曾经贫寒相守的赵贞女。南戏《三负心陈叔文》中的陈叔文发迹变泰后把发妻兰英推入江中淹死。南戏《李勉负心》中的新贵李勉用鞭子打死糟糠之妻韩氏。南戏《崔君瑞》中的书生崔君瑞发迹后另娶豪门之女，不认发妻郑月娘。当月娘寻上门去认夫时，崔君瑞不但不认，反诬其为逃婢，将其押送远方，郑月娘在途中备尝苦辛。杂剧《临江驿潇湘秋夜雨》中的书生崔通赴考得官后，立即隐瞒家有发妻的实情，与场贡官的小姐结了婚。当发妻张翠鸾找上门来认夫时，崔通不但不认翠鸾，反诬她为“偷了我家的银壶台盏的逃婢”，当场让手下人“拿将下去洗剥了，与我打”，将翠鸾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又在她脸上刺上“逃奴”二字，将其押赴沙门岛，并嘱咐押解差人，在半路将翠鸾打死……

我国劳动人民，特别是长期不得温饱、受尽压迫欺凌的广大农民，因为感同身受，一般都同情弱者。他们对那些背信弃义、以怨报德的新贵切齿痛恨，而对惨遭遗弃和暗算的女性则格外同情。尽管“富贵易妻”的现象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已经不多见，但我国人民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让铁面无私的包大人铡不认前妻的陈世美。《秦香莲》至今仍能在广大观众，特别是农民观众中激起巨大的感情波澜。陈世美这个衣冠禽兽成了我国人民妇孺皆知的大坏蛋，他也是上述描写负心汉的剧目中衣冠禽兽形象的集中概括。剧本描写宋代书生陈世美娶妻秦香莲，生有子女各一。秦香莲对陈世美一往情深。陈世美于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得中状元。陈发迹变泰后便立即变心，他停妻再娶，被招为驸马。三年后，秦香莲携子女到京寻夫，陈世美不但不认发妻，反命家将韩琪杀害香莲母子，以图灭口。韩琪见秦香莲母子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将秦香莲母子三人放走后自刎。每当演出此剧，观众特别是农村的老年观众都要为秦香莲伤心落泪，而对陈世美则咬牙切齿，有的观众甚至冲上台去殴打扮演陈世美的演员。可见，这一形象多么深刻地激发了我国观众的道德情感。包公怒铡陈世美显然是戏曲家按民众的心愿书写的政治“神话”，包公的大堂显然是民间的道德法庭，其实，这种事在当时是根本无法成为现实的，但因为它充分体现了民间情感和民间诉求，所以，这一“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

在我国封建社会“穷儿乍富”的事是不多见的，但也有个别人一下子成了暴发户。这些过去啼饥号寒的穷人一旦暴富，心肠也变得格外狠毒。古代戏曲没有忘记给这些暴发户画像。《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即是这类剧目的代表。贾仁父母双亡，别无亲眷，靠替人做坌工度日，在破瓦窑中栖身，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可谓穷到了极点。他求神灵赐给他小富贵时，好话说尽。后来他在替别人挖土打墙时，从墙脚下刨出别人家的一石槽金银来，发了横财。但他暴富之后，没有惜孤念寡、敬老怜贫的任何行动，反而比那些老财主更加悭吝刻薄，对穷人更加冷酷无情。

戏曲舞台上的权贵富豪不仅仅大多是卑鄙下流、寡廉鲜耻、无恶不作的，而且也大多是不学无术、腹中草莽、愚蠢可笑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的花柳惯家周舍、《绿牡丹》中的纨绔子弟柳五柳、车尚公、《风筝误》中的侯门富家子戚友先、《蒋干盗书》中的幕僚……无一不是蠢物。《娇红记》第四十六出【铧锹儿】中有几句唱词集中地表达了我国古代戏曲对愚浊不堪的上流社会的认识：“那侯门富豪子，知他怎的？料应是无智慧，多昧痴。”这也正是多数侯门富豪子在戏曲舞台上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