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舞台上地位卑微的小人物大多是善良正直、聪明机智、令人喜爱的。

在封建社会中，社会地位最低的是女性。除了受族权、神权、父权的约束之外，女性还要受夫权的控制。嫁则从夫，夫死从子。在封建社会，大多数女性实际上沦为了男子的奴隶，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女性当中，又以妓女和婢女的社会地位最为低下，前者供人玩弄，后者供人驱使，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女人常常被视为“祸水”。甲骨文中的“女”字，是一个人跪在地上的形象，“妇”字则为一个女人拿着一把扫帚。《大戴礼记·本命》谈到男子的社会责任和家庭地位时说：“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而长万物之义也，故谓之丈夫。丈者长也，夫者扶也，言长万物也。”男子受天地之重任，担负养育之职责，在外博取功名，建功立业；在家顶立门户，供养家人。男子是社会的主宰，家庭的核心。女子则大不相同：“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1]女子的“天职”就是听命于男子，按照男子的意志行事，操持家务，生儿育女。

然而，与歧视妇女的传统观念相反，戏曲艺术对备受欺凌的女性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戏曲艺术家在我国戏曲舞台上塑造了一大批“似水彻底澄清，没纤毫点翳”^[2]的女性形象。戏曲舞台上不仅有才华横溢的女才子和叱咤风云的女英雄，而且更大量的是底层妇女形象，这些形象大多是善良、正直、高尚、美好的正面人物。

娼妓问题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娼妓制度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一个恶性补充，广大妓女深受这一制度的摧残，命运极为悲惨。她们当中有些人在卖笑的同时亦投身于勾栏瓦肆，从事戏曲演出。社会地位同样低下的下层知识分子与她们有密切交往，对她们的悲惨处境给予深切同情，对她们的人品和才能则颇是赞赏、敬重。有的戏曲学者专门记录这些生活在青楼之中的女演员，如夏庭芝的《青楼集》，有的则倾注热情刻画她们的形象，表现了与正统观念大不相同的人生价值取向，例如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元无名氏的《郑月莲秋夜云窗梦》《逞风流王焕百花亭》，元末明初贾仲明的《荆楚臣重对玉梳记》《李素兰风月玉壶春》，明朱有燉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美姻缘风月桃源景》，明末清初李玉的《占花魁》，清孔尚任的《桃花扇》等。在这些戏曲作家眼里，这些妓女不只是容貌娇美，而且心地善良，为人正直，有“冰肌雪肠”，品格高尚。忠于爱情是这些妓女的突出品格，像南戏《小孙屠》中的妓女李琼梅、元杂剧《郑孔目风雪酷寒亭》《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中的妓女萧娥那样水性杨花、贪淫破家，或像元杂剧《玎玎珰珰盆儿鬼》中的妓女枝秀，明传奇《玉玦记》中的钱塘妓女李娟奴那样见财起意，杀人害命的只是极少数。这里仅以元代南戏、杂剧为例，谈谈我国古代戏曲对妓女的描写。

南戏《王魁负桂英》中的妓女桂英遇上了穷秀才王魁，两人相爱。桂英为了王魁的前途，资助他读书、赶考，王魁中状元后却抛弃桂英另娶，桂英愤而自杀，死后鬼魂活捉王魁。

南戏和元杂剧中都有剧目写妓女贺怜怜与书生王焕相爱事，元杂剧《逞风流王焕百花亭》即为其中之一，剧写贺怜怜与王焕相遇于百花亭，相互爱慕。贺将王迎进妓院。不久，王焕金尽，被鸨母逐出，贺怜怜则被一姓高的官吏强娶。但贺怜怜心中只有穷书生王焕，日夜思念心中人，但她无法逃脱，故约王扮作小贩至高府相会，不料被高当场发现。王焕逃至边关投军，因立有军功得官，高则因贪污获罪，贺怜怜终于和王焕团圆。与此剧剧情大体相近的剧目很多。例如，《杜蕊娘智赏金线池》《苏小卿月夜贩茶船》^[3]《江州司马青衫泪》《荆楚臣重对玉梳记》《李素兰风月玉壶春》《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美姻缘风月桃源景》《王兰卿贞烈传》《青衫记》《玉环记》^[4]《占花魁》《影梅庵》等都是。这些剧作中的妓女敫桂英、杜蕊娘、苏小卿、顾玉香、李素兰、张海棠、李亚仙、桃源景、王兰卿、裴兴奴、玉箫、莘瑶琴、董小宛等均贞洁专一，忠于爱情或婚姻，不为权势、金钱所动，有“冰清玉洁难侵近”的美誉。以上剧目大多为元人作品，其中亦有少数元末明初人的作品。(www.daowen.com)

明传奇《绣襦记》写名妓李亚仙冰清玉洁忠于爱情，剧情与元杂剧《逞风流王焕百花亭》亦有相似处，流播亦广，是昆曲舞台上的常演剧目，京剧、秦腔、川剧、河北梆子、同州梆子、滇剧等许多剧种都有此剧的改编本。

描写妓女贞洁专一，义不受辱的剧目不只是受到封建社会广大劳动群众的欢迎，直到今天仍能在我国观众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一部由小说《玉堂春落难逢夫》改编而成的《玉堂春》（《三堂会审》《女起解》《洪洞县》《苏三起解》）^[5]一直演到今天，其中的精彩唱段《苏三起解》十分流行。苏三就是一个心高气傲、义不受辱的妓女。苏三为明朝名妓（玉堂春），她和吏部尚书的儿子王金龙相爱，并私订终身，誓偕白头。不多时，王金龙所带的金钱全部用完，鸨母即将其逐出。王金龙流落街头，栖身于关王庙中。他托卖花的金哥捎信给苏三，正痛不欲生的苏三立即赶到关王庙与王金龙相会，并赠银两助王返回故乡南京。王金龙走后，苏三立誓不再接客，鸨母见在苏三身上已无大利可图，即用计将其卖给山西富商沈燕林作妾。沈妻皮氏素与赵监生私通，把苏三看作眼中钉，在食物中投毒欲害死苏三，不料有毒之食物却为沈燕林误食，沈中毒身亡。皮氏诬告苏三谋杀亲夫，洪洞县令受贿，将苏三判成死罪。解差崇公道押解苏三自洪洞县去太原复审，崇公道十分同情苏三的不幸遭遇，一路劝慰，并对她多有关照。苏三拜崇公道为义父。苏三被押解至太原，由巡按、藩司、臬司“三堂会审”，巡按恰巧是科考得官的王金龙。王在堂上见犯妇就是苏三，大为震惊，不能自持，装病停审，夜间微服探监，又被陪审之刘秉义撞见，后得刘秉义之助，为苏三平反了冤狱，终与苏三团圆。苏三虽贱为娼妓，但人格高尚，忠于爱情，故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妓女不只是在爱情生活方面表现出崇高的品格，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亦志不屈物，卓然独立天壤。《桃花扇》中的妓女李香君虽为风尘妓女，却有清操卓识，令人肃然起敬。阉党余孽阮大铖为了结交复社文人，消弥对方对自己的仇恨，通过杨龙友为侯方域代出梳栊之资，使侯生得以圆秦淮寻芳之梦。大喜之日，香君却十分清醒，她问杨龙友：“俺看杨老爷，虽是马督抚至亲，却也拮据作客，为何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在奴家受之有愧，在老爷施之无名；今日问个明白，以便图报。”杨龙友只得以实相告：“这些妆奁酒席，约费二百余金，皆出怀宁（阮大铖——引者注）之手。”侯方域问杨龙友，阮大铖为何肯为他如此破费，杨龙友也只好据实回答：“圆老（阮大铖——引者注）有一段苦衷，欲见白于足下……圆老当日曾游赵梦白之门，原是吾辈。后来结交魏党，只为救护东林，不料魏党一败，东林反与之水火。近日复社诸生，倡论攻击，大肆殴辱，岂非操同室之戈乎？圆老故交虽多，因其形迹可疑，亦无人代为分辩。每日向天大哭，说道：‘同类相残，伤心惨目，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我。’所以今日谆谆纳交。”侯方域听了这番话受了感动，说道：“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年仅二八的香君听说自己身上的穿戴皆出自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手，又听了侯方域这番是非不辨、认敌为友的论调，十分气恼，她正言厉色对侯生说道：“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说着，即刻拔掉头饰，脱下新衣，掷之于地，又斥责侯生道：“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狗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6]由此可见，娼女之见识反在书生之上，何等清醒，何等高洁。香君的拒媒、入道亦表现出凛然不可犯的崇高气节。

娼妓尚且如此高洁，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就更是正直高尚，可敬可佩了。《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的童养媳窦娥意志凛然不可犯，她宁肯自己屈招认罪，不愿连累婆婆。《张协状元》中的贫女王姑娘父母双亡，衣食无着，但却十分同情赶考遭劫的书生张协。《鲁大夫秋胡戏妻》中的梅英贞洁如玉，抗拒各种诱惑和威胁，表现出崇高的品格。《白兔记》中的李三娘、《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吃大苦、耐大劳，肩负起供养父母，支撑门户的重要使命，令人肃然起敬。《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的母亲以亲生子代丈夫前妻之子赴死。《梁山泊李逵负荆》中的起义农民李逵急公好义、嫉恶如仇。《琵琶记》中的张公公急公好义，扶弱济贫，令人感动。《白兔记》中的火工窦老见义勇为，古道热肠，合当钦敬……

在我国封建统治者及其正统文人眼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也就是说，高贵者是聪明的，而卑贱者则是愚蠢的，而且这种状况是不可改变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常被冠以“愚夫愚妇”之称。然而，在古代戏曲舞台上，这一颠倒了的历史被颠倒了过来：地位卑贱的奴仆、渔民、樵夫、走卒、庄家，大多是足智多谋，聪明过人的，而且，他们的聪明机智与压迫他们的权豪势要、财主富商、纨袴膏粱的愚蠢可笑形成鲜明对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的婢女红娘、《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的妓女赵盼儿、《望江亭中秋切脍》中的弱女子谭记儿、《杀狗劝夫》中的杨氏等不仅善良正直，而且聪明过人，他们的机智给观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