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戏曲除了塑造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和存亡继绝的义士之外，还塑造了一批贫贱不移，志不屈物，为国家和民族效节的人物形象，如苏武、王昭君、李香君等。这些人虽不是捐躯边塞的英雄和勇于牺牲的义士，但同样富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浩然之志。这些剧目对于弘扬民族正气，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元南戏《牧羊记》写西汉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匈奴王威胁利诱，要苏武在匈奴为官，为匈奴效劳。苏武清操厉冰雪，不屈节，严词加以拒绝。苏武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牧羊19年，历尽饥寒困苦，忍受非人的生活，但始终心向祖国，坚贞不屈，最后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苏武节”因此成为民族精英的精神支柱。文天祥抗元被俘，誓死不降，写下著名的《正气歌》，其中就讴歌了苏武的崇高气节。

戏曲作家不仅聚焦民族英雄，同时还通过爱国女性来传达为国效节的情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昭君和蔡文姬，这两个艺术形象得到不同时代多位戏曲作家的反复刻画，以至于形成了人物形象系列。

元杂剧《破幽梦孤雁汉宫秋》热情歌颂了王昭君为国死节的崇高行为。因为毛延寿通敌叛国，番邦单于率领百万雄兵南侵，逼迫汉朝皇帝交出王昭君。王昭君为了国家、民族的安全，息刀兵，安社稷，请求皇帝让她前去“和番”，临行前，她脱下汉家衣服，不忍用汉宫衣服“为人作春色”。待行至番汉交界的黑江岸边，昭君要求胡人借给她一杯酒，向南浇奠，痛别祖国，祭奠已毕，即纵身跳入江中，保全了自己对祖国的忠贞，表现了崇高的气节。

因战乱流落匈奴的蔡文姬也常常被古代剧作家当做抒发民族情感，表达故国之思的对象。元代，金人杰有杂剧《蔡琰还汉》（一作《蔡琰还朝》），惜乎剧本不传。明代后期文人陈与郊有杂剧《文姬入塞》，这是其《昭君出塞》的姊妹篇，写文姬因乱被掳，“辱在左贤王帐下”——意即被左贤王纳为妻室，曹丞相派使者携重金欲将其赎回，文姬既惊且喜，改衣汉装，但面对儿子又愁肠百结，不忍离去，左贤王命其子（小王子）送文姬至玉门关，母子相拥痛哭，文姬泣诉悲苦身世，痛别爱子，回归汉朝。此剧虽仅有一折，但它对文姬内心复杂情感的描摹却折射出丰富深刻的社会人生蕴涵。

明末清初曲家陈于鼎（南山逸史）撰有杂剧《中郎女》，写曹操欲修国史，派使臣携重金至番邦赎回左中郎将蔡邕之女文姬，文姬痛别一双儿女归汉。文姬父亲的门生董祀早与文姬有婚约，曹操使谐伉俪。记忆力惊人的文姬呕心沥血修成国史，封陈留郡君。

清初剧作家尤侗撰杂剧《吊琵琶》，剧作的前半部分写昭君被迫出塞，半途死节，后半部分写文姬被掳至匈奴，为左贤王阏氏，痛苦郁闷，一日至青冢祭奠昭君，用琵琶弹奏《胡笳十八拍》抒发悲情，表达对王昭君民族气节的敬佩和礼赞，故名《吊琵琶》。剧作的前半部分并无太多新意，剧情大体袭用元杂剧《汉宫秋》，后半部分写文姬悲苦遭际，发哀艳之思，抒思归之情，让人动容。

20世纪30年代陈墨香编剧、程艳秋主演的京剧《文姬归汉》与《吊琵琶》亦相仿佛，此剧将《胡笳十八拍》谱入京剧唱腔，表达为国效节的民族情感。(www.daowen.com)

辛亥革命前后，戏曲界推出了一批旨在警醒国人，反帝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剧作，碧血丹青的民族气节是这些剧作的重要蕴涵。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戏曲艺人以民族英雄为榜样，坚决拒绝为日军演出，梅兰芳蓄须明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有的戏曲家不顾个人安危，冒死编演弘扬民族精神的剧目，歌颂抵御外侮，为国捐躯的志士仁人，鼓荡抗日热情，使这一时期的戏曲充满为国效节的浩然正气。例如，身在伪满洲国的京剧老生演员唐韵笙编演神话故事剧《后羿射日》，借后羿鼓荡“扫除日害”的热情和斗志，以致身陷囹圄，由此可见戏曲艺术家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情怀。

【注释】

[1]〔宋〕文天祥著：《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指南录·无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48页。

[2]〔宋〕文天祥著：《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指南录·使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46页。

[3]参见刘念兹著：《南戏新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5-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