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艺术家对那些勇赴国难，马革裹尸的英雄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塑造了报效祖国、抵御外侮的英雄岳飞、杨继业、杨宗保、穆桂英、佘太君、花木兰等一大批崇高的英雄形象。

唐代的安史之乱，是我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我国封建社会从顶峰开始逐渐下滑，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边患日重，固守中原、泽被四夷的汉族地主政权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胡人”的金戈铁马时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进中原大地，屠杀生灵，毁灭村镇田舍。北宋末年，汉族皇帝竟被金人掳走，汉族地主政权仓皇南移，偏安一隅。不久，元代贵族以野蛮的杀戮征服了全国，一向作为中华之主体的汉人突然沦为“驱口”。几十年后，朱明王朝恢复“汉家天下”，但也好景不长，清代贵族又拥兵入关，夺取了全国政权。亡国之痛，灭种之危，深深地刺激了广大民众，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时代的强烈要求，为国捐躯，精忠报国的英雄在国民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岳飞、杨家将、花木兰、三国英雄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生长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戏曲艺术作为国民的“精神中心”自然要为这些英雄慷慨悲歌、树碑立传。

岳飞等英雄的气节之所以特别耀人眼目，正在于他们虽然处于逆境乱世，明知凶多吉少，却不顾个人安危，为挽救危亡，收复失地，平息边患而万死不辞。《精忠旗》一开场就描写了岳飞处境的险恶，汴京失守，徽、钦二帝被掳，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又“满朝奸佞”，因此，收复失地，迎还二圣的战事，肯定是“多败少成”。按照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要求，一事当前，不是首先考虑可为不可为，更不是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而是考虑当为不当为。当为者，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万死而不辞；不当为者，虽百利而却步，虽可为而不为。岳飞在危急存亡之秋，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且明知吉少凶多、前途未卜，但仍然涅背明志，要捐躯边野，精忠报国。奸相秦桧在岳家军“威声响震若轰雷”，“三军力疾奋雄威”，金兵大败之时设下奸计，以12道金牌伪召，逼迫岳飞班师回朝。岳飞如果班师回朝，10年之功也就废于一旦，如果不从，即犯下“违抗圣旨”之罪。岳飞的气节和南宋王朝的卖国投降主义路线形成尖锐的冲突。岳飞虽被迫撤军，但剧作充分抒发了他的满腔悲愤，使岳飞的气节更加动人。尽管岳飞的“迎还二圣，收复中原”包含着忠君思想，但由于这两个口号集中代表了当时广大民众的要求，因此，“精忠报国”就不是单纯的对宋高宗尽忠，而是忧国忧民，为大义而献身。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岳飞的成败、生死才能在民众的心灵深处激起巨大的波澜。杨家将和花木兰之所以受到群众的喜爱也是由于在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民族感情。木兰替父从军，不是“行孝”，而是为国分忧，她乔妆男子，赴边关御侮，表现了崇高的气节。佘太君百岁挂帅，出征戍边，主要不是嘲笑国中无人，而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表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明末清初，岳飞抗金，精忠报国，杨家将抵御外敌的故事再次引起许多剧作家的重视，有些剧作家为了渲染主题，还利用戏曲为岳飞翻案，剧中抵御外敌的岳飞并未被奸臣所害，而是大获全胜。《如是观》传奇就是一例。(www.daowen.com)

甲午海战之后，民族危亡意识高涨，时代呼唤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一批以“雪国耻，报国仇”，团结御侮，彰显民族气节的剧目应运而生，文天祥、岳飞、史可法、郑成功、杨令公、瞿式耜、张煌言、徐锡麟、秋瑾等英雄人物先后登上戏曲舞台。京剧舞台上由老生扮演的英雄群像再次高扬抵御外侮，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声如洪钟、气冲霄汉的老生唱腔唱得广大观众热血沸腾，身处封建末世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悲愤，奋起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得到了形象生动的体现。

对冰雪之操的讴歌和对失节丑行的鞭挞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古代戏曲在塑造岳飞、杨继业、杨宗保、穆桂英、佘太君、花木兰等精英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毛延寿、秦桧、贾似道、潘仁美等卖国贼的形象，他们的通敌叛国、卖身求荣，与岳飞等英雄的崇高气节形成鲜明的对照。毛延寿为汉王朝的中大夫，他主持刷选宫女之事，向被征选的对象索要金银，不与者将其画成丑形后呈给皇帝，使其被打入冷宫。王昭君因家境贫寒，未能满足毛延寿的贪欲，毛延寿就将其美人图点破，丑化其容颜至使她被打入冷宫。不料皇帝发现了被打入冷宫的王昭君。皇帝向王昭君问清原委之后，要将毛延寿斩首。毛延寿即携王昭君的画像逃往番邦，并将美人图献给单于，让他率领部从南侵，按图索要王昭君。毛延寿的通敌叛国行径给汉王朝带来严重后果：百万番兵压境，社稷危在旦夕！秦桧和潘仁美更是千古罪人，他们不仅卖身求荣，而且作为内奸，达到了敌人在战场上所达不到的目的。因此，他们的行径激起广大观众更大的愤恨。剧作家通过对这些反面人物的无情鞭挞，从另一角度礼赞了英雄气节。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大多不识字，他们对民族英雄和民族气节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戏曲舞台，戏曲在鼓荡爱国热情，彰显民族气节方面确实卓有贡献。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号召抵御外侮的戏曲剧目仍大量产生，苏武、王昭君、花木兰、杨家将、岳飞、岳飞的母亲、文天祥、梁红玉、史可法等英雄志士的形象为戏曲舞台所聚焦，形成了戏曲史上的一个门类——抗战戏曲，它发挥了动员群众、鼓舞斗志、奋起抗日、保家卫国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