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一文有言：“剧界佳作，皆为悲剧，无喜剧者。”^[43]这一论断当然是不准确的。欧洲的戏剧名著中亦不乏喜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普劳图斯的喜剧《一坛金子》，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莫里哀的喜剧《吝啬鬼》《伪君子》，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44]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等都是影响很大的名著。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尊崇悲剧，轻视喜剧的欧洲，“剧界佳作”虽不尽是悲剧，但确实又是以悲剧为主的。喜剧名作虽然也在欧洲戏剧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但就总体而论，喜剧名作的数量是不多的。谈起古希腊戏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三大悲剧诗人”的名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美狄亚》。谈起莎士比亚，人们首先想到的也是他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和《麦克白》。我国古代戏曲的情况则很不相同，古代戏曲名作既有悲剧和正剧，也有不少喜剧，而且批评家一致推崇的大多是喜剧，喜剧名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就被公认为“天下夺魁”——代表我国古代戏曲最高水平的杰作。这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喜剧在我国剧坛上的崇高地位。

元末明初的戏曲作家贾仲明在一首题王实甫的【凌波仙】吊词中写道：“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45]这一评价一直为后世戏曲批评所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崇高地位得到明清两代戏曲批评家的一致公认。试略举几例以明之。

明王世贞《曲藻》认为：“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46]明徐复祚《曲论》认为《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可为南北之冠”。^[47]清代的金圣叹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和《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并列在一起，称为“才子书”，他特意花费大气力评刻《第六才子书》（即《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认为这部剧作可谓“天地之妙文”，当推为“天下第一”。^[48]清代曲论大家李渔《闲情偶寄》在谈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批评时说：自《崔莺莺待月西厢记》问世400余年以来，“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49]清代曲论家李调元《雨村曲话》认为《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美不胜收”，“宜乎为北曲压卷也”。^[50]

值得注意的是，对《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天下夺魁”的认定是戏曲批评家运用品第高下的方法，对戏曲名著进行认真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我国古代批评家曾将《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牡丹亭》和《琵琶记》等进行比较，区分其高下。他们认为，这些剧作都是水准很高的名作，但仍有高下之别。臧懋循《玉茗堂传奇引》认为，汤显祖的《牡丹亭》“使闻者快心而观者忘倦，既与王实甫《西厢》诸剧并传乐府可矣。”^[51]这里是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为最高标准来衡定《牡丹亭》的地位的。明沈德符《顾曲杂言》亦如是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52]这里也是首先确立品第高下的“标的”，然后再来寻找《牡丹亭》在古代戏曲剧目坐标系上的位置。明张琦《衡曲麈谭》说：“今丽曲之最胜者，以王实甫《西厢》压卷……《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实甫《西厢》交胜。”^[53]总之，喜剧名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诸多批评家品第高下的最高“标的”，这不仅说明了《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艺术品位极高，同时也反映了喜剧在我国古代所占有的崇高地位。

我国古代批评家不仅拿《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与《牡丹亭》这类正剧名作进行比较，以之为衡量正剧名作水准的最高“标的”，而且还拿它与“令人酸鼻”的悲剧名作进行比较，以之为衡量悲剧名作艺术水准的最高“标的”。明清两代有不少批评家比较过《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和《琵琶记》，以定其高下，大多认为，《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艺术品位高于《琵琶记》。明李贽在其戏曲专论《杂说》中指出：“《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尔”，“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54]李贽这一见解为后世戏曲批评家所重。明王骥德是我国古代研究《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和《琵琶记》的著名专家，他花费很大精力校注了这两部杰作，对它们的艺术水准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较，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www.daowen.com)

《西厢》，风之遗也；《琵琶》，雅之遗也。《西厢》似李，《琵琶》似杜，二家无大轩轾。然《琵琶》工处可指，《西厢》无所不工；《琵琶》宫调不论，平仄多舛，《西厢》绳削甚严，旗色不乱；《琵琶》之妙，以情以理，《西厢》之妙，以神以韵；《琵琶》以大，《西厢》以化。^[55]

在王骥德眼里，《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和《琵琶记》“无大轩轾”，用其《曲律》中的话来说，我国古代戏曲“必以《西厢》《琵琶》称首”。但若细加推究，这两部戏曲名著仍有高下之别，《琵琶记》终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一筹。正如他在《曲律》中所说的，“夫曰‘神品’，必法与词两擅其极，惟实甫《西厢》可当之耳。”^[56]清代的曲论家亦持此论。清陈栋《北泾草堂曲论》认为：“自化工、画工之论出，而《西厢》《琵琶》之品始定。然《琵琶》究不及《西厢》。”^[57]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戏曲批评家在比较《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牡丹亭》和《琵琶记》的优劣时，并不是自觉地从审美形态的角度判定其高下等差的，有些批评家主要着眼于两部剧作的语言或音律，他们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喜剧、正剧和悲剧的概念。他们比较这三部作品的优劣并不是为了证明喜剧的地位最高。但是，我国古代批评家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这三部杰作的审美效果、特征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令人解颐”，《琵琶记》“令人酸鼻”，《牡丹亭》则既令人酸鼻，亦令人解颐。《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之长在于“乐人”，《琵琶记》之长在于“动人”。因此，他们对这三部杰作的比较及其高下等差的判定，又不能说与古代戏曲批评家对喜剧美的推崇完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