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是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人。罗念生先生说，亚氏的《诗学》“是欧洲美学史上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献，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以前主要美学概念的根据。”^[2]亚氏的悲剧概念雄霸学界二千余年，至今对我们如何看待悲剧仍有重大影响。亚氏衡量悲剧的“尺度”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关于悲剧的定义。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6章给悲剧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悲剧表现的行动应该是“严肃”的，而不能是“滑稽”的。什么是“严肃”呢？亚氏认为，“严肃”是指“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是指“苦难事件”——亦即“好人”受苦、遭难。“因为没有苦难事件发生，不能产生悲剧的效果。”可见并不是任何苦难事件、厄运都能写入悲剧。此外，亚氏认为，苦难事件、厄运在观众心灵所激起的情绪反应应该是强烈的，要使观众“因那些事件的结果而惊心动魄”。因此，悲剧中的苦难、厄运不仅仅是“可怜的”，同时还应该是“可怕的”。悲剧应能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情。这种效果只能通过情节来产生。亚氏认为，悲剧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思想六个成分，“六个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亚氏认为“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悲剧是行动的摹仿，主要是为了摹仿行动，才去摹仿在行动中的人。”

第二，关于悲剧人物。

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的主人公应该是“好人”。《诗学》第2章说：“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什么样的人算是“好人”呢？亚氏提出“高尚”“善良”两个标准。《诗学》第4章说：“诗由于固有的性质不同而分为两种：比较严肃的人摹仿高尚的行动，即高尚的人的行动，比较轻浮的人则摹仿下劣的人的行动，他们最初写的是讽刺诗，正如前一种人最初写的是颂神诗和赞美诗……自从喜剧和悲剧偶尔露头角，那些从事于这种诗或那种诗的写作的人们，由于诗固有的性质不同，有的由讽刺诗人变成喜剧诗人，有的由史诗诗人变成悲剧诗人。”第15章说：“关于‘性格’须注意四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之点，‘性格’必须善良。”好人——高尚、善良的悲剧主人公又不是完美无缺的完人，与“好到了极点的人”相比，他“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如果把悲剧人物写成十分善良、十分公正的“完人”，那么，这样的悲剧就要令人“厌恶”了。《诗学》第13章说：“既然最完美的悲剧的结构不应是简单的，而应是复杂的，而且应摹仿足以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的事件，那么，很明显，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因为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因此上述情节既不能引起怜悯之情，又不能引起恐惧之情。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的家族的著名人物。”亚里斯多德心目中理想的悲剧人物是出身高贵、声名显赫，介于好到极点的“完人”与一般的人之间的“好人”。总之，悲剧人物应具有正面素质，属于人们所说的好人，但又不是完人，同时，他还必须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否则，悲剧效果——怜悯与恐惧就无从产生。(www.daowen.com)

第三，关于悲剧结构。

悲剧快感以鲜明、强烈为特征，而且是不允许冲淡的，如果剧中有些因素冲淡了鲜明、强烈的悲剧感受，悲剧效果也就可能丧失。冲淡悲剧效果的因素是很多的。例如，一部悲剧作品的演出时间过长，势必会冲淡悲剧快感。又例如，悲剧快感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快感，与其他快感（如喜剧快感）是不相容的，如果剧作家企图让悲剧给观众“各种快感”，也就势必会冲淡悲剧快感。《诗学》第14章说：“我们不应要求悲剧给我们各种快感，只应要求它给我们一种特别能给的快感。”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抛弃”那些“滑稽的词句”之外，^[3]还应注意结构——特别是悲剧的结局。《诗学》第13章谈到，最完美的悲剧结构，亦即“第一等”的悲剧结构是：由顺境转入逆境：“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如某些人所主张的，应有双重的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其原因不在于人物为非作恶，而在于他犯了大错误……第二等是双重的结构，有人认为是第一等，例如《奥德赛》，其中较好的人和较坏的人得到相反的结局。由于观众的软心肠，这种结构才被列为第一等；而诗人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才按照他们的愿望而写作。但这种快感不是悲剧所应给的，而是喜剧所应给的。”亚里斯多德虽然注意到古希腊的悲剧中有以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但他显然是不太赞赏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的，以不幸的结局收场应成为悲剧的重要特征之一，因为只有这种结局才能使悲剧给观众一种“特别能给的快感”。善恶有报的“双重结构”虽然也可以作为悲剧的结构，但它不是最好的，只能属于“第二等”，因为它会冲淡悲剧激情。

亚里斯多德这里所说的结构，主要是指剧作的情节结构，而不是文本结构。在他看来，最好的悲剧结构应该是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转入逆境的原因应该是好人犯了错误。这里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认识：“好人”自己参与了自己悲剧的制造，悲剧结局与“好人”的行动之间有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