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与喜剧是西方古代戏剧审美形态的主要类型。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的悲喜剧（或称悲喜混杂剧、正剧）虽然也有一定数量，但与悲剧和喜剧相比，只是西方古代戏剧中的少数。因此，西方戏剧批评习惯于用悲剧和喜剧这一对审美范畴来区分西方的古代戏剧作品。而将其移入古代戏曲批评则阻逆横生，多有不合。戏曲中有相当多的剧目苦乐相错，既不好归入悲剧，也不便归入喜剧，即便是戏曲史上的名著也有这种情况。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一例。元末盛行的四大南戏《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也很难用悲剧和喜剧来加以区分。我国戏曲史上的著名剧作家也很难说谁是“悲剧诗人”，谁是“喜剧诗人”。被当代戏曲批评家认定为悲剧的“代表作”中的某些剧目，到底是不是悲剧也还存在争议。例如，收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的剧作，按理说应该算是“典型”的悲剧了，可仍有学者对其中某些剧目的属性持有异议。有学者认为，《琵琶记》的剧情“苦乐相错”，结局又是“皆大欢喜”，故不能划归悲剧。又如，著名戏剧批评家董每戡先生认为：“《长生殿》的格体（戏剧本身的性格），既不是个‘悲剧’，也不是个‘喜剧’，虽然作者写了团圆的‘收煞’，本身只是个‘正剧’。”^[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也认为，《长生殿》以“重圆”结局，是国人“乐天”精神“最著之一例也”，不能算作悲剧。^[2]《赵氏孤儿大报仇》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戏曲中最有代表性的悲剧作品之一，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称其“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3]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亦将《赵氏孤儿大报仇》列于其中。可是有学者认为，《赵氏孤儿大报仇》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悲剧：“这个事件本身无疑是悲剧性的。但戏开始时，灾难和毁灭已经过去，冤案的始末是在‘楔子’里交待的。全剧的冲突是围绕着奸相屠岸贾搜索赵氏孤儿欲斩草除根，忠良程婴、韩厥救孤托孤的情节展开的。最后正反两方面因素在戏中发生了逆转：屠岸贾的阴谋受挫，忠良们救孤的计策成功，好人终于报仇伸冤，奸相终未逃脱千刀万剐的恶报。有价值的东西在这里最后压倒了邪恶势力。‘赵氏孤儿大报仇’的结局，其效果不是悲，而是喜。其悲剧人物不是‘由顺境转入逆境’，而是相反。《赵氏孤儿大报仇》严格说来并不是一出悲剧。”^[4]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悲剧与喜剧是西方戏剧的审美形态，中国古代不但没有悲剧，而且也没有喜剧，因为喜剧是对丑的鞭挞和嘲讽，可被某些人划归“喜剧”范畴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裴少俊墙头马上》《玉簪记》等却是歌颂性的。因此，他们认为，对中国古代戏曲进行悲剧、喜剧的分类研究缺乏合理的前提，只会造成对古代戏曲的歪曲。上面这些意见，不一定都很准确，而且看法很不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古代戏曲中有相当一部分剧目不是悲剧和喜剧这对范畴所能包容的。以悲欢离合为剧情模式的戏曲剧目大多很难划归悲剧或喜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国古代戏曲批评家几乎没有人从悲与喜这一方位去区分戏曲剧目的类型，中国古代曲论中的“苦戏”“怨谱”等概念与悲剧概念的内涵相去甚远。(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