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戏剧的“早熟”除了当时的“民主政治”和活跃的城邦经济这两个外部条件之外，还与古希腊人追求“强烈生动的快感”——巨大的心灵震荡的心理需求大有关系，如果没有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的驱动，“民主政治”和活跃的城邦经济恐怕还不可能导致古希腊戏剧的及时降生。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古希腊人有一种“探险猎奇的趣味”，“需要强烈的生动的快感”。这种需求和趣味的萌生与古希腊人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和当时的风俗习惯有关。希腊多山近海，土地贫瘠，“每个希腊人身上都有水手的素质……他们在周围的海岸上经商，抢掠。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他们生来就是这些角色，在整个历史上也是这样。他们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搜刮东方几个富庶的王国和西方的野蛮民族，带回金银，象牙，奴隶，盖屋子的木材，一切用低价买来的贵重商品，同时也带回别人的观念和发明。”^[93]他们把全部黑海海岸做了殖民地。在雅典，公共事务与战争便是公民的职责。他必须懂政治，会打仗；其余的事在他眼里都无足重轻……每个城邦都想制服和压倒别的城邦，夺取船只，征服别人或剥削别人。公民老在广场上过活，讨论如何保存与扩充自己的城，讨论联盟与条约，宪法与法律，听人演说，自己也发言，最后亲自上船，到色雷斯或埃及去跟希腊人、野蛮人或波斯王作战。那时没有工业，不知道有战争的机器；打仗全凭肉搏。要得胜不是像现在这样把士兵训练成正确的机器，而是锻炼每个士兵的身体，使他越耐苦越好，越强壮越矫捷越好，总之要造成体格最好最持久的斗士……要有完美的身体，先得制造强壮的种族；他们的办法就像办马种场一般。体格有缺陷的婴儿一律处死。法律规定结婚的年龄，选择最有利于生育的时期与情况。老夫而有少妻的，必须带一个青年男子回家，以便生养体格健全的孩子。中年人倘若有一个性格与相貌使他佩服的朋友，可以把妻子借给他。制造了种族，第二步是培养个人。青年男子一律编队，上操，过集体生活。队伍分成两个对抗的小组，互相监督，拳打足踢，睡在露天，在寒冷的攸罗塔斯河里洗澡，到野外去抢掠，只喝清水，吃得很少很坏，睡在芦苇编的床上，忍受恶劣的气候。年轻的女孩子像男孩子一样锻炼，成年人也得受差不多相同的训练。^[94]惊险的航海，惨烈的肉搏，野蛮的抢掠，艰苦的训练，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尖锐的冲突和巨大的震动之下，与之相伴随的心境绝不会是庄子所向往的那种“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95]的静止状态，而是惊涛拍岸似的震荡——“探险猎奇的趣味”和“强烈生动的快感”。正如丹纳所指出的，要了解作品，需要研究制造作品的民族，风俗习惯，产生作品的环境。^[96]

古希腊群众——特别是雅典群众的这种追求强烈刺激、心灵震荡的普遍趣味，不仅使他们把流血的、残忍的角斗和凶狠的拳击当作观赏对象，而且也促成了给人以强烈心灵震荡的悲剧的“早熟”。古希腊悲剧以“恐惧”为快感，正如英国学者阿·尼柯尔所指出的，“悲剧的主题总是一个不幸的主题。悲剧常常描写苦难、对身心的折磨以及某些罪恶……一切国家的所有悲剧总是包含悲痛与苦难的成分。”^[97]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名作《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名作《美狄亚》就都充满尖锐冲突、不幸、灾难、流血、死亡，观看这类悲剧与观看你死我活的流血的角斗所获得的快感是极其相似的：引起强烈的心灵震荡，恐惧中夹杂着怜悯。这种剧作也正是“强烈而生动的快感”的对应物。正是这种由境遇决定的“古希腊趣味”担当了古希腊戏剧“催生婆”的角色，促成了古希腊戏剧——特别是悲剧的“早熟”。古希腊人以悲剧为“高尚”，以喜剧为“卑下”，亦与这种心理需求有关。

我国古人——或者说中华文化形成期的我国古人与古希腊人的境遇是很不相同的。中华民族的祖先生长繁衍于东亚大陆，这里属温带和暖温带，幅员辽阔，土地肥美，便于农耕。我们的祖先很早就选择男子力耕，女子纺绩的生活方式，为中华文化立下了“农桑为本”的基石。聚族而居，掘井而饮，敦厚质朴，和平安宁是理想境界。

秦汉以前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早已形成，这种生活方式为当时人们的境遇规划了基本格局。《孟子·梁惠王上》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98]正是这种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境遇使老子描绘出这样一方“乐土”：“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99]这种生活境遇与古希腊人的生活境遇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国古人的心理要求与古希腊人也是大不一样的——心平气和，忌讳心灵震荡，消弭内心冲突。

儒家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认为理想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大治”：长幼有序，尊卑有等，男女有别，各守本分，和谐不争。怎样才能做到“不争”？人心宁静才会有社会的安定。“治国”在于“治人”，“治人”首在“治心”，“治心”主要不能靠外力强制，而应启发内心自觉，故有“养心”之说。心之难养在情欲。情欲与生俱来，是人性中的非理性部分，它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杠杆，同时也是潜在的破坏力量。情欲一旦冲破堤防，就会酿成巨大灾难。儒家承认情欲的合理性，这使它与禁欲主义的宗教划清了界限，但儒家过分重视社会稳定性的一面，看不到情欲积极的一面，而主要把情欲视为造成心灵震荡、破坏社会稳定的消极力量，主张只满足人们最低限度的情欲，大力倡导以理节情，以道制欲，力图让人们保持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欲而不贪，怨而不怒的“中庸和平”的心态。孔子未言“养心”，但积极提倡节制情欲。《论语·尧曰》：“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100]《论语·雍也》说：“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力主戒奢。《论语·述而》：“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孔子又主“不欲”，《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孟子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提出“养心”说。《孟子·尽心下》：“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荀子提出导欲、节欲，亦即以道制欲，以理节情。《荀子·正名》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人生而有情欲，要想去掉情欲是不可能的。但若人人都想满足自己的情欲，势必会有冲突，冲突不止，社会也就陷入混乱，因此，必须节制情欲。《荀子·性恶》提出“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荀子·修身》认为君子应该“怒不过夺，喜不过予”，“以公义胜私欲”。《荀子·礼论》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荀子认为“纵性情”的“小人”是很危险的。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得道还是得欲。《荀子·乐论》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儒家经典反复申明情欲有度，情欲有节，决不可恣情任欲，造成心灵震荡。《易·损·象传》说：“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101]中和为情欲之“度”。《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02]中和之美是一种和谐宁静的美，也是一种讲究节制的美，它以不引起心灵的震荡为度。

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同样有重大影响的道家更忌讳心灵震荡。老子主虚静。《老子》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虚静也就是心平气和。《老子》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103]，能无疵乎？”虚静就会带来社会的安宁。《老子》三十七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四十五章：“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老子》三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贵身”，其“无欲”不是禁欲，而是“知足”，亦即以满足最低限度的情欲为度。《老子》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四十六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容易引起心灵震荡，刺激人的情欲的一切，都应坚决摒弃。《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庄子及其后学主“无情”，因为喜怒哀乐是为外物所累，会“内伤其身”，“养生”的关键在于心灵深处虚静恬淡，静如止水。《庄子·齐物论》提出，人能做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便能做到不为外物所动。《庄子·德充符》：“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人一旦被情绪所左右而不能自拔，便会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庄子·大宗师》：“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104]《庄子·刻意》说：“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

墨子是先秦时期小生产者的代言人，他极力主张“以自苦为极”，取消“饥而得食，寒而得衣，劳而得息”之外的一切其他情欲。墨子认为，最低限度之外的情欲不仅“伤生损寿”，对自己有害，而且“亏夺民衣食之财”，即剥夺了另一部分人满足最低限度情欲的权利。因此，他视情欲为“邪僻”。《墨子·贵义》说：“必去六辟。嘿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105]

总之，我国古代贤哲均忌讳心灵震荡，主张节制情欲。这种心理结构显然不利于不能没有冲突的戏剧文化的生成。

戏剧——特别是悲剧是冲突的艺术，没有冲突也就没有戏剧。黑格尔《美学》指出：“因为冲突一般都需要解决，作为两对立面斗争的结果，所以充满冲突的情境特别适宜于用作剧艺的对象”。^[106]冲突是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基础，情节是冲突的“历史”，人物性格只有在冲突中才能得到鲜明的体现。戏剧冲突是各种社会矛盾的艺术再现，它必然引起观众的心灵震荡。许多国家都曾有过这样的事例，一幕恶人施暴，好人受欺的戏还没演完，台下的观众竟有人忘了这是在看戏，向扮演反面人物的演员发泄不可遏止的愤怒，从而导致了种种不该发生的惨剧。(www.daowen.com)

戏剧是人生世相的镜子，必须表现强烈的喜怒哀乐，而且这种表现与温柔敦厚的抒情诗很不一样，它描写生活穷形尽相，抒发感情酣畅淋漓，批判现实斥天骂地，鞭挞权贵入木三分，故有“荡魂摄魄”之奇效，与远引曲比、含蓄蕴藉、温柔敦厚、中正和平、事父事君的正统诗文颇不相同。从正统文人加给戏曲的种种“罪名”中亦可见一斑。光绪二十九年山西阳曲令在禁戏奏本中说：

俳优歌舞之场，尽相穷形，明目张胆，以干法败纪之事，逞煊耳耀目之奇；蚩蚩何知，群相观听，当其眉飞色舞，业已志荡神摇矣。今以经史所传，历代圣君贤相，通儒达士，执吾华四百兆之众而问之，其瞠目而不能答者，殆什之八九；又举稗记所编，叛逆不逞之徒，怪谬无稽之说，执吾华四百兆之众而问之，其能津津而道者，又什之八九。此什之八九之众，盖未尝身入学堂，故暗于所见。若彼未尝不身入戏场，故迷于所见又如此，不学失教，以假为真，举凡唤雨呼风，降神诵咒，联盟拜会，结寨立巢，辄以往事有征，互相称述，左道惑人之术，诧为神奇，作乱犯上之流，指为好汉，以劫狱戕官为任侠，以抗兵踞地为顺天，懦者信而不疑，强者勃而欲试，彼邪匪迎机而煽之，盖不啻以磁引针，以艾投火，无怪乎日事剿匪，而匪党终不能清也。^[107]

戏曲鼓荡反抗热情，揭露权豪势要，控诉黑暗统治的剧作成了消解经史文化的“毒药”和“犯上作乱”的教科书。有些正统文人和统治者还视戏曲为道德教化之大敌：

俗语云：“风流淫戏做一出，十个寡妇九改节。”又有云：“乡约讲说一百回，不及看淫戏一台。”盖淫戏一演，四方哄动，男女环观，妖态淫声，最易煽惑，遂致青年子弟，璇阁姬姜，牵惹情魔，难完白璧，是国家岁旌节孝千百人，不及淫戏数回之观感为尤捷也，是千百正人君子扶之而不足者，一二贱优狎客败之而有余也，此尤教化之大敌，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又其一也……呜呼，此夏廷之洪水也，此成周之猛兽也，此人心之蛊毒，政治之蟊贼也，此圣道之荆榛，师儒之仇寇也。吾辈含生负性，忝列彝伦，孰非沐浴圣化以有今日者，谓宜心伤发指，切齿同仇，不与共戴天日可也。^[108]

何为“淫戏”？《西厢记》《墙头马上》《倩女离魂》《玉簪记》《牡丹亭》《娇红记》《雷峰塔》等爱情剧以及民间地方小戏中描写男女情爱的剧作首当其冲。

在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某些正统文人眼里，戏曲是不折不扣的异端，它“诲淫诲盗”“荡惑人心”“导欲增悲”“启贪长奢”“蛊惑心志”“败坏世教”“玷污家风”……

总之，穷形尽相、荡魂摄魄的戏曲，不但在价值取向上与封建礼教大相径庭，而且其导欲煽情，使人志荡神摇的艺术感染力也会造成强烈的心灵震荡，而这种心理状态与虚静恬淡、心平气和的心理要求是有冲突的。

创造主体和接受群体对心灵震荡的避忌，构成戏曲文化发生的严重心理障碍。就文化特质的发生而言，创造主体的心理障碍对文化生成的扼制是最有力的，也是最难克服的，在心理障碍未能排除之前，即使其他条件均已具备，与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相背离的文化特质难以正式创生。只有在社会发生剧烈震荡，创造主体的心灵受到持久而强烈的刺激时，虚静恬淡、心平气和的心理状态才可能得以调整、改变。由此可见，荡魂摄魂的戏曲迟缓发生是不难理解的，戏曲艺术冲破重重阻碍艰难出世之后，被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正统文人目为诲淫诲盗的“邪宗”也是不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