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言及我国古代有大量的宗教仪式，其中有些仪式戏剧化的程度比古希腊酒神祭祀的戏剧化程度还要高。古希腊戏剧成熟并走向繁荣之时，我国和古希腊一样同样也出现了许多商业大城市。虽然缺乏史料无法就城市人口、商品贸易额和城市建设规模等进行中、西方比较，但有一点似可以肯定：当时我国有些城市的经济实力已完全可以满足戏剧活动的需要。例如，齐国都城临淄就是当时相当繁华的商业大城市，歌舞表演已相当普及。齐国在国都稷门之外设立学宫，招揽天下英才“数百千人”，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历一百四五十年而不衰。这样富庶、繁华的都市应该是足以养育戏剧艺术的，然而，我国的戏曲艺术却并没有在这时降生。很显然，戏曲未能在春秋战国时代走向成熟，既不是因为缺少戏剧化的宗教仪式，也不是因为缺少城市经济的滋养。那么，原因到底何在？

世界上完全意义上的戏剧艺术是人类步入文明阶段之后很久才创造的。因此，有些艺术史家说，戏剧是一种晚近的艺术样式。戏剧之所以只能在人类历史的“晚近”阶段创生，除了它对经济基础等外部条件有自己的要求之外，更为主要的则是需要诸多内部条件的成熟。戏剧——无论是哪个社会、民族的戏剧，都是一种综合艺术，它的降生有待于诸多艺术因素的充分发育。大而言之，戏剧除了要有仪式性、装扮性的表现形式之外，还必须有叙事性的文学因素构成戏剧的“骨架”。如果叙事性的文学因素发育得不够充分、健全，即使经济基础等外部条件完全具备，仪式性、装扮性的表现形式也就因为缺少依附的“骨架”而迟迟不能“转化”为戏剧。我以为，戏曲的迟缓发生与我国早期叙事性的文学因素发育得不够充分、健全是有关系的。

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之所以先我国戏曲而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具有深厚的叙事文学的土壤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公元前9—8世纪，古希腊已形成《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还有赫希俄德记录神话的重要典籍《神谱》。这些作品规模宏大，气势恢宏，是古史系统与神话系统的融合，叙事性和文学性是其突出特点。例如，《伊里亚特》记叙古希腊氏族社会发生的特洛伊战争，这场历时多年的战争是由于神怒而生，希腊主将阿喀琉斯、统帅阿伽门农、特洛伊主将赫克托耳均受互相对立的天神们的唆使和指导而厮杀疆场，其中，既有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复杂多变的情节纠葛，还有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形象。公元前4世纪左右，印度已形成《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公元前15世纪左右，文学性、叙事性很强的神话作品《梨俱吠陀》即已成书。公元1世纪前后故事集《五卷书》也已成书。这些作品也大多有古史与神话相融合的鲜明特色，故事性和文学性也是其共同特点。例如，《梨俱吠陀》主要收集的是颂神赞歌，但同样有很强的故事性。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描述天神因陀罗杀死巨龙，劈山引水，制服弗利多，攻占敌人城堡，夺取牛群，给人民带来光明、雨露的光辉业绩。它虽然也是诗歌集，但与我国侧重抒情的《诗经》不太一样。又例如，《罗摩衍那》叙写英雄罗摩历尽磨难、复国团圆的曲折而生动的生活经历。罗摩是十车王的长子，娶遮那竭王的女儿悉多为妻。十车王年老时意欲让罗摩继承王位，但小王妃却胁迫年迈的国王立自己的儿子婆罗多为王位继承人，并将罗摩流放了14年。十车王痛苦地应允后不久即去世。罗摩被流放到一处大森林，其妻悉多公主即被十首罗刹王罗波劫走。罗摩因曾经救援过猴国，神猴哈奴曼帮助罗摩救出爱妻，杀死罗波，复国归位，婆罗多欣然让位，罗摩登上王位，国家出现太平盛世，最后，罗摩全家在天堂团圆。很显然，这些生动曲折的故事一旦与装扮性仪式相遇合，戏剧的降生也就不会是困难重重了。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47]古希腊戏剧与印度梵剧先我国戏曲而生，与它们所赖以发生的叙事文学——神话故事的肥沃“土壤”是有重要关系的。

与此相反，我国文学的源头是短篇的抒情诗，我国第一部文学典籍不是叙事的神话故事结集，也不是古史与神话融合的史诗，而是收有三百多首短篇抒情诗的诗歌总集《诗经》。这些诗里最早的约产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最晚的约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中期。“现世”性和抒情性使它与古希腊、古印度史诗的“彼岸”性和叙事性形成鲜明对照。《诗经》中有一首以叙事为主的“史诗”，将它与古希腊、古印度史诗稍作比较即可看出，我国上古叙事性的文学土壤是相当瘠薄的。这首被某些学者称作《公亶父传》的史诗，就是《诗经·大雅》中的《绵》：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古公亶父，

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乃宣乃亩。

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

俾立室家。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www.daowen.com)

筑之登登，削屡冯冯。

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

乃立应门，应门将将。

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

柞棫拔矣，行道兑矣。

混夷脱矣，维其喙矣。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48]

这首诗描述周族祖先公亶父^[49]从豳迁都于岐的经过和业绩。第一章写公亶父初至岐山，处境艰难，凿土洞而居。第二章写他偕太妃姜女察看地形，选择建造宫室的地址。第三章写他定居周原，那里土地肥美，卜卦也得吉兆。第四章写他规划疆界，整治田亩，进行农耕。第五章写营建宗庙。第六章写建造宫室的劳动场面。第七章写营造宫门。第八章写古公亶父的继承人周文王功业赫赫，威震夷狄。第九章续写文王以德化民。如其说这首诗是叙事，还不如说是咏叹。其中没有幻想，也没有虚构，更缺少纠葛和冲突，相当抽象。而且，这类侧重于“叙事”的诗作在《诗经》中是很少的，《诗经》中的绝大多数篇章是篇幅短小的抒情诗。在这种文化“框架”之中，即使有戏剧化的仪式，恐怕也会因为缺少戏剧艺术所不可缺少的“骨架”——叙事性文学因素的充分发展而导致戏剧难产。

叙事文学发育不充分、不健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意识的过早觉醒所导致的神话体系“崩解”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我国古人在蒙昧时代所经历的心理历程与其他民族是大致相同的，都曾有过图腾崇拜、万物有灵观念和原始的自然崇拜。但是，迈入文明的门槛之后不久，中华民族的祖先即表现出“早熟”，入主中原的周人对殷商文化的改造即其表征。周人是后起的部落，原为商的一个属国，其始祖后稷本封于邰，公刘时迁居于豳（今陕西栒邑、邠县一带），公亶父时，又迁居于岐（今陕西岐山）之周原。其初野居穴处，但经过王季、文王两代一共不过五六十年时间便臻强盛，终取殷而代之。这时，世界上的其他古老民族还沉溺在原始宗教意识的浓重氛围之中，神话是其精神支柱。而我国却出现了“启蒙意识”的觉醒，周人展开了对殷商“尊神”文化的“宗教改造”，导致了我国古代宗教文化向人文文化的转变。^[50]《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51]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这样概括这场“维新”运动：“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废而新制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52]殷人一直宣称自己是“天之骄子”，“有命在天”。那么，“上帝”为何又突然“降丧于殷”而垂青于周呢？周人不得不对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作出解释，因而提出了“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一系列“尊人”的命题。“周人取殷而代之以后，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把上帝与殷人子姓祖先的关系切断，而把它与自己的姬姓祖先接上关系，或者干脆把上帝与人类始祖的血缘联系一刀截开，把人与神划分到不同的血缘系统中去。周人祖先后稷之母姜源‘履帝武’而孕的传统，表明第一种选择曾为周人所尝试，但周代日后宗教观念的发展却证明，后一路径才是他们最终的选择。”^[53]

世界上宗教意识浓厚的古老民族常常把民族的史迹当作神话传说来处理，以宗教的迷狂“泥补”神的“谱系”，建造神人互通的神话历史系统。当这些民族的文字一旦发展到足以记录这一神话历史系统时，神话与历史相融合的史诗便诞生了。宗教意识淡薄的周人恰恰相反，他们急于要把上帝与人类始祖的“血缘关系”斩断，确立氏族本身的自然血缘关系，于是用清醒的历史意识的“利剑”肢解、摧毁神的“谱系”，把神话传说当作古史系统重新加以解说。但是，神的系统与人的系统是难以兼容并蓄的，单是那些神的鲜明而怪异的动物特征就使他们难以进入人的系统。因此，周人在将神话传说纳入古史系统之时，首先需要淘汰和剔除那些完全无法融入人的系统的成分，其次是“变形”——对被割碎了的少量神话遗存作出历史化的解释。这只要看一看宣称“吾从周”的孔子对神话的解释便可以得其梗概。孔子对于前朝的文化遗存——神话采取“不语”的回避态度，实在回避不了时，便以注重人间事务的实用态度和以神话为古史的历史眼光去加以歪曲篡改。例如，夔龙本来是雷神，“神兽”的特征十分鲜明。《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撅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54]周人却把本为神兽只有一条腿的夔“改塑”成人——黄帝管理音乐的大臣。据《韩非子》记载，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夔一足”作何解释时，孔子回答说，这并不是说夔只有一只脚，而是说，像夔这样杰出的人物有一个也就足够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55]黄帝原本是天神，传说他出游时六条蛟龙为他驾车，蚩尤、风伯、雨师、虎狼为之开道，鬼神为之断后，腾蛇伏于下，凤凰翔于上，还传说他有四张面孔。这样一副“尊容”当然无法进入古史系统。当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古者黄帝四面”是否可信时，孔子认为，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把黄帝说成是有四张面孔的神怪，“四面”是指黄帝靠四个臣子管理国之四方。《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56]

神话的历史化导致了神话资料的散亡和神话体系的“崩解”。神话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就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得到广泛的传播。文字产生之后很久——直到文字发展到相当丰富的程度才可能被记录下来，也只有当它被记录下来才有可能长期保存并对后世的文化创造发生重大影响。汉字大约创自夏朝初期，至殷商晚期已有三千个以上的字汇，可以用来简略地记录某些事件。甲骨文中已有长达一百七八十个字的记叙文。诚然，这时的文字还不足以完整地记录体系庞大、包容丰富的神话。历史进入周代，神话历史化的进程又日渐加快，本来就没有得到完整记录的神话当然更会进一步散佚，人们更没有兴趣像古希腊人那样不断去“泥补”前人构筑的“神系”，创造新的神话。

神话的历史化不只是导致了神话资料的散佚和神话体系的“崩解”，使我国的神话呈现出一种零散、原始的面貌，而且使神话失去了文化之源的历史地位，沦为一种仅供猎奇、消闲的“虚妄”谈资。世界上的古老民族大多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记录本民族的神话，这些文献不但是民族历史文献中最古老的，而且占有崇高的地位，备受全民族的尊崇，是上层建筑的“重要构件”，是本民族的精神之源和文化土壤。我国的文化土壤和精神之源主要不是丰富的神话，而是史官对世俗事务的实录和哲学家的道德训诫。我国记录神话较多的著作如《山海经》不但是史官文化和道德哲学作为文化之源的历史地位确立之后才产生，而且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对民族文化建构的影响比古希腊神话和古印度神话要小得多。^[57]

正是因为神话历史化造成神话资料散佚、神话体系“崩解”和神话记录晚出且失去文化之源的历史地位，所以，戏曲赖以生长的文化土壤瘠薄，戏剧的种子无法生根发芽。周人的这次“随机选择”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不只是设定了后世文化发展的走向，而且将文化的“遗传基因”注入民族文化机体，使文化之源的特征一次又一次地在文化新生代身上重现。就戏曲文化的生成而论，这一次重要选择不仅使戏曲很早就失去了重要构件——叙事文学，更重要的是设置了重重心理障碍，使戏曲文化的创生一再延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