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已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500万年，然而有记载的人类历史只不过5000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的光辉还只照到人类跋涉过来的长途中最后极短的一段，历史还不能给予艺术起源、文化起源以什么端倪。”^[32]正因为文化起源和艺术起源暗昧不明，故吸引了众多文化学者探入幽微。

有学者认为，现有文化成果中，只有宗教的“资格”最老。“它即使不是和人世一样古老，至少也和我们所知的人世一样古老。”^[33]宗教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其面貌也是不断变化的。巫术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宗教信仰形式，有些学者认为，它在尼安德特人时代即已萌芽。尼安德特人属早期智人，大约生活在距今10—15万年以前。1856年采石工人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以东的尼安德特峡谷发现一些原始人骨骸，故名。此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34]等国皆有发现。因他们生活时代大致相同，故均称作“尼安德特人”，这一时期也就命名为“尼安德特人时代”。巫术仪式产生在人类主要靠狩猎获取生活资料的“狩猎时代”，因此，猎兽仪式是当时最常见的巫术仪式。根据考古发掘和对原始部落的考察推测，这种猎兽仪式是充满戏剧性的。原始人先在地上、岩壁上画（或用泥土雕塑）将要猎取的某些动物形象，然后围绕着这些“作品”表演一种仪式性舞蹈。人们披上兽皮或戴上动物面具、头套，装扮成各种不同的野兽。有的人手持弓箭、刀枪、石头或棍棒，装扮成猎人，然后表演猎人呼啸、追逐猎物，野兽惊恐嘶鸣、逃窜奔突，最终落入陷阱或中箭倒下，众猎人欢呼雀跃、欢庆胜利的狩猎过程。这类巫术仪式不仅在某些现代原始部落可以见到，而且考古发掘也证实，原始社会曾长时期广泛流行这类仪式。许多国家都曾发现史前动物岩画，洞穴动物壁画，动物雕像、塑像或动物面具等，这些动物形象大多留有被戈矛一类尖状器多次刺杀过的痕迹。例如法国蒙特斯宠山洞有三尊狮子雕像，一尊的颈部和胸部布满尖状器刺杀留下的“伤痕”，另两尊则因多次被刺杀而破碎。洞中的一尊熊雕满身都是刺杀留下的窟窿。

原始人总是力图对自己所生活的部落的来源作出解释，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类的知识积累只可能将这种努力指向图腾——半人半兽的动物祖先，这便产生了图腾崇拜。根据在澳洲、非洲等地所观察到的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现象推断，原始人类曾经一度经历过“图腾时代”，这一时代对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学者认为，图腾崇拜对于艺术——特别是表演艺术的创生具有重要意义。图腾崇拜是一个由神话观念、信仰和仪式组成的繁复体系。图腾祖先的生平事迹是图腾神话的主要内容。以面具、头套、兽皮化装的同伴来再现图腾祖先的生平事迹，则是图腾崇拜仪式的主要活动内容。因此，这类仪式是多种艺术形式——特别是表演艺术的萌芽。

后世的宗教仪式富有更强的戏剧性。例如公元前2000年即已盛行的埃及神庙祭祀奥赛利斯的仪式就被某些戏剧史家称作“阿皮杜斯受难剧”或“奥赛利斯神秘剧”。奥赛利斯是苍天女神努特和大地男神盖布所生之子。他继承盖布王位，并妻胞妹伊茜丝。奥赛利斯的兄弟塞特妒火中烧，他丧心病狂地谋害了年轻的奥赛利斯，而且肢解其尸为14块，分别埋葬在埃及各地，头颅则葬在阿皮杜斯，然后篡夺了王位。奥赛利斯的遗孀伊茜丝到埃及各地收集亡夫被肢解的尸体，使之得以复原为整尸。坟茔之神十分同情奥赛利斯的不幸遭遇，他阴助伊茜丝，终于使奥赛利斯得以复活。复活后的奥赛利斯居住在阿皮杜斯地下，成为地狱审判亡灵的判官，并主人间丰收事。伊茜丝生下遗腹子何露斯，及长，何露斯为父复仇，打败塞特，夺回王位。德国柏林博物馆存有一块公元前21世纪左右埃及十二王朝时期的神庙石碑，碑文记述了当时祭祀奥赛利斯的情形。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宗教仪式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是再现奥赛利斯受难及其子报仇复国的过程，有众多信徒参与，场面宏大，戏剧性很强。

古希腊的酒神祭祀仪式孕育了古希腊悲剧和喜剧，这是西方学术界一致首肯的通说。希腊神话中有一掌管万物生机的神，名叫狄奥尼索斯。每当万物萌生的春季和五谷登场的秋季，特别是当地主要经济作物葡萄成熟并酿出第一杯新酒之时，古希腊城邦都要举行祭祀狄奥尼索斯神的仪式，习称“酒神祭祀”。其仪，一人装扮成酒神，身着各式节日盛装的众多信徒簇拥着酒神前行。队伍行至高出地面的祭坛前，献山羊为祭。由10个部落或城邦各派5名男子组成的合唱队登坛合唱“酒神赞美歌”，歌唱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再现酒神奇特而浪漫的生平事迹：狄奥尼索斯是宙斯与忒拜的公主塞墨拉所生。天神宙斯无比宠爱凡人塞墨拉。宙斯曾对斯蒂克斯河立下誓言，要满足塞墨拉的所有愿望。天后赫拉万分妒嫉塞墨拉，她怂恿塞墨拉向宙斯提出，要求看到他作为天神和雷神的威武形象。宙斯深知这会使生长在凡尘的塞墨拉顷刻间化为乌有，但他又不能自食其言，只好显现天神和雷神的“原形”。顷刻之间，雷霆大震，电光如利剑撕裂一切。塞墨拉惊恐万状，眼看就要被烧化，宙斯从塞墨拉腹中取出胎儿，割开自己腿上的皮肉，置胎儿于其中。从此宙斯只能跛行，故后来从他腿肚子中“产出”的儿子取名叫狄奥尼索斯，意为“宙斯跛子”。狄奥尼索斯由山岳川泽之神养大，一群半羊半人的神时刻伴随着他。这是一些爱酒如命、经常胡闹的怪物。狄奥尼索斯曾入地狱救出自己的母亲塞墨拉，而且自己暴死之后又神奇地复活，故祭祀时常有扮成鬼怪的地狱之客——面目狰狞、身穿白色尸衣者舞于其间。后来，合唱《酒神赞美歌》的歌队之外，又增设一人与歌队以问答方式对唱，渐次演化为由众多人物登场作化身表演的悲剧。酒神祭祀之日也是狂欢之时，狂饮的宴会和游行过程中的“下等表演”——夹杂许多“荤玩笑”的戏谑调侃，渐次演化为喜剧。

无论是史前时代的巫术仪式、图腾崇拜仪式，还是文明时代的祭祀仪式，均有戏剧性极强的装扮活动和化身表演，而且大多有“人物”（神）的生平事迹作为仪式活动的“脚本”，这些仪式故被许多学者——特别是西方的一些学者视为戏剧乃至一切艺术样式的生命之源。巫术仪式不仅被视为艺术的生命之源，而且也被视为人类文化的生命之源。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说：“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35]既然原始巫术仪式被视为艺术之渊源，那么，它也就成了文化之渊源。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和弗雷泽等亦认为，不只是戏剧，所有的艺术样式，乃至整个人类文化都导源于巫术仪式。我国也有学者赞同这一影响广泛的结论：“原始文化是在原始宗教的母腹中孕育、躁动、诞生。”又说：“图腾无疑是古代文化的重要泉源。”^[36]

我国亦不乏这类戏剧化的宗教仪式。《尚书·尧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37]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吕氏春秋·古乐》：“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38]音乐再美妙，恐怕也不可能使野兽起舞。这里的“舞百兽”很可能是装扮成各种动物图腾的仪式性舞蹈。《吕氏春秋·古乐》还谈到我国远古时代的原始歌舞：“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39]葛天氏是我国传说时代的一个部落，其乐有明显的巫术色彩。玄鸟是我国古代部落图腾，敬天常、依地德、建帝功、遂草木、奋五谷等，可能也是“天地百神之祀”时的祭祀乐舞。炎帝和尧时的乐舞更是神异无比：“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40]朱襄氏为炎帝，陶唐氏即尧。用音乐歌舞排阴却阳，促使植物多结果实，“治疗”瑟缩不达的筋骨，“疏通”壅塞不畅的河道，只能是以臆想的虚幻手段控制自然的巫术。

殷商以降，我国文化由“尊神”的巫术文化逐渐向“尊人”的人文文化转变，“法天”意识逐渐淡薄。但是，巫术色彩浓厚的宗教仪式却依然长期存在。文明时代的这类仪式戏剧性仍然很强，相传始于黄帝，后世仍然长期盛行的逐疫仪式“大傩”就是一场“活剧”。《后汉书·礼仪志》记汉代大傩之仪曰：“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讙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垒、苇茭毕，执事陛者罢。”^[41]逐疫仪式场面浩大，参与其事者众。其中有面具、化装、对话、歌唱和舞蹈，装扮性、象征性鲜明突出，有很强的观赏性。

正因为远古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宗教仪式均有装扮和歌舞，所以王国维将其视为“后世戏剧之萌芽”，其《宋元戏曲考》指出：“古之祭也必有尸。宗庙之尸以子弟为之。至天地百神之祀，用尸与否虽不可考，然《晋语》载，晋祀夏郊以董伯为尸，则非宗庙之祀固亦用之。《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盖群巫之中必有像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凭依……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像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42]不过王国维并没有把巫觋歌舞当作戏曲文化的唯一源头。他考察了巫觋歌舞——古代宗教仪式和戏曲文化创生起源的关系之后，紧接着又细致地考察了古代宫廷俳优和戏曲文化创生起源的关系。他列举了优孟等宫廷俳优以谈笑讽谏的活动后，指出：俳优“于言动之外，其调戏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故断言：“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43]王国维不仅把古代宫廷俳优的谈笑讽谏和古代巫觋的化身表演一起视为戏曲文化之源，而且又认为：“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实始于北齐。顾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为当也。然后世戏剧之源实自此始。”^[44]显然，王国维并没有视宗教仪式为戏曲文化的唯一源头，我以为他是主张戏曲“血统”多元论的。他将戏曲文化的创生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为之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巫觋——俳优——发端于北齐的歌舞戏，越是后面的文化因子与戏曲文化创生起源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后世戏剧的直接源头应是北齐发端的以歌舞合演一个故事的歌舞戏和宋金时代的说唱艺术。尽管如此，后世持“戏曲导源于宗教仪式”的论者，仍多称引王氏前面那一段话，而对王氏关于戏曲源于隋唐乐舞的说法不太注意，而且将其说成是：王国维认为“戏曲起源于宗教”。其实，这既不符合王国维的原意，也是一种误解，这一点我们留待后面再来讨论。

目前，“中国戏曲源于宗教仪典”，戏曲文化与宗教仪式存在“血缘关系”的论断，已成海内外不少学者之共识。例如，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一书中说：“东方的戏剧艺术，都可能是起源于这种早期的戏剧化的宗教仪式。”^[45]英国汉学家、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说：“中国戏剧源于宗教仪典。”^[46]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陆润棠先生说：“中西戏剧起源大致上是相同的，均受宗教祭祀仪典的影响，由幼稚到繁复，由迷信到娱乐。”具体谈到中国戏剧文化的创生起源时，陆先生又指出：“古代宗教祭祀产生之时，亦即是戏剧萌芽之时。”“中国戏剧起源亦是来自宗教的祭祀仪典。”^[47]我国还有不少学者力张此说。但我以为，这一影响广泛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视宗教仪式为戏剧之源的一条主要理由是：宗教仪式中有戏剧美不可缺少的要素——化身表演，而且这种表演是对“人物”——神灵或半人半兽的图腾祖先生平事迹的再现，这种化身表演是现在所知人类最早的表演活动。诚然，原始宗教仪式的这一特点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根据这一特点仍然难以得出宗教仪式孕育、衍生戏曲艺术的结论。

原始宗教仪式既满足原始人的宗教需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原始人的审美需要，功能的多样性与构成成分的复杂性互为因果。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当时人类的宗教需要和审美需要均已萌生，但又浑然无分。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没有达到促使人类把不同的精神需要细致地区分开来，并按精神需要的不同指向，确立各自独立的门类的程度。但是，无论是功能上的多样性，还是构成成分的复杂性，都不能证明宗教仪式中的某一成分衍生出另一种成分，或者说，其中的某种成分系由另一成分所衍生。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乌格里诺维奇教授说：“从审美活动和宗教活动（膜拜活动）在远古时代尚未分家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两种活动一种导衍于另一种，一种派生出另一种。”^[48]此论信然。

原始宗教仪式确实是一种富有巨大包容性的文化特质，它远不只是包容着原始形态的美术、音乐、舞蹈、诗歌，还包容着原始形态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教育、礼仪、科学，等等。可以这么说：后世许多文化特质几乎都可以从宗教的初始形态中找到某些踪迹。需要加以辨析的是，包容并不等于孕育、衍生。包容是指将各种不同成分聚集、揉合在一起；而孕育、衍生则是指某一种文化特质作为母体，然后由它派生出另外一种或多种其他文化特质。孕育与被孕育者之间不仅存在一种被另一种包容、或数种混融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存在一层没有前者就必然没有后者的亲缘关系。只要认真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宗教仪式与艺术之间并不存在没有前者就必然没有后者的亲缘关系。

第一，从认识根源来看。宗教和艺术的产生都依赖于人的认识能力，都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没有人的意识的发展，既不会有宗教，也不会有艺术。但宗教与艺术在认识根源上又是大相径庭的。宗教产生于人对异己力量的恐惧与迷惘，艺术则是人对世界的审美掌握，是社会和自然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能动的反映。与宗教是人类智力的不幸恰恰相反，艺术是人的智力对客观世界的“征服”——是人类智力所认识的世界的艺术再现。因此，艺术是人类智力合理发展的结果，是生长在人类认识的“活生生的树上”的艳丽花朵和丰硕果实。

第二，从宗教和艺术借以产生的社会根源来看。“艺术胚芽和宗教胚芽都是由各种社会需要产生的；这些社会需要不但是彼此互异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相互对立的。”^[49]人的精神活动无法离开社会实践活动而凭空产生。艺术与宗教均属于人类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它们的起源只能用社会实践活动来解释。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一实践具体呈现为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自由，亦即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控制和利用。另一方面表现为依赖，亦即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又不得不接受客观世界的支配、限制甚至奴役。人类实践活动的这两个方面导致不同社会需要的产生。不同的社会需要作为一种巨大的动力，推动人们为满足这些需要而进行文化创造。“艺术植根于人类实践的人类自由在其中得到表现的那一方面……植根于人们的豪放不拘的创造性活动，植根于人们的才能、本领和知识的施展和应用，那么巫术——乃至整个宗教——的根源则应当到人类实践的局限性中，到人类的不自由中，到人们对统治他们的自发力量的依赖性中去寻找。”^[50]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宗教仪式——即使是原始社会的巫术仪式，也不足以“衍生”艺术。宗教与艺术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以另一个为存在前提的亲缘关系。

视原始宗教仪式为戏剧文化生命之源的另一条理由是：宗教先于艺术而生，所以，包含戏剧在内的艺术也就都成了宗教的子孙。其实，这也不足为据。

首先，文化特质产生的先后并不足以证明文化特质之间的亲缘关系。先行创生的文化特质与后来创生的文化特质之间有可能完全无关。

其次，宗教先于巫术而生的论断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艺术与宗教的创生均在人类历史的“黑暗时代”，对于这个早已逝去的时代，尽管可以借助地下发掘和对现代原始部落的调查去作一些推测，但当时的真实情况到底怎样，实际上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就原始社会宗教与艺术的关系而言，也是如此。例如，1875年在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发现的洞穴壁画，以及前后在其他国家发现的相似的洞穴壁画，大约都是旧石器时代的“作品”，其主要形象是野牛、鹿、野马等动物。有的学者说，这些画之所以画在黑暗的洞穴中，说明它们是神秘的巫术留下的痕迹。有的学者则根据后世的神话画大多是人首（人面）兽身，而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动物画却是“纯粹的动物”——属于当时人们猎取的对象，与后世富有宗教意义的带有神异色彩的动物画迥异，故认为，它们属于史前艺术遗迹，与宗教行为无涉。有些学者还据此断言，艺术先于宗教而生。

正是由于史前时代暗昧不明，所以，目前关于宗教与艺术的降生孰先孰后，有几种不同的看法。(www.daowen.com)

第一种看法是“宗教先艺术而生”，对此容我稍后再作讨论。

第二种看法是“宗教与艺术同时降生”。例如，前面多次提及的乌格里诺维奇教授就认为：“把艺术胚芽萌发的时间同宗教胚芽萌发的时间分开，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毫无根据。恰恰相反，有一切理由认为，二者是同时形成的。”^[51]他认为巫术先于艺术而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据此而得出的艺术起源于巫术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

第三种看法是“艺术先于宗教（巫术）而生”。例如，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认为：“艺术是最初的和基本的精神活动，所有其他的活动都是从这块原始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它不是宗教或科学或哲学的原始形式，它是比这些更原始的东西，是构成它们基础并使它们成为可能的东西。”^[52]苏联学者济布科维茨亦认为，艺术先于宗教而生。他在《前宗教时代》一书中指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一个“前宗教时代”，这个时代非常漫长，大致包括旧石器时代整个早期和中期，并包括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段岁月。在这一“前宗教时代”，人类已创造道德规范和艺术，但完全没有宗教信仰。^[53]我国也有学者持类似看法。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的陈麟书先生在其《宗教学原理》中说：“艺术和宗教的历史说明，从总体上来说，宗教运用艺术的形式及其力量，不是在宗教因素产生的时候，而是在宗教产生以后的事情。因此，一般说来，宗教的产生要比艺术迟。”又说：“在原始语言和原始劳动工具产生的同时，作为艺术的文化也就产生了，而宗教也不可能产生在人类语言和劳动工具之前。”^[54]

如果宗教在艺术之后降生，或者是宗教与艺术同时降生，那么，宗教就失去了孕育、衍生艺术的资格，艺术起源于宗教的论断也就不攻自破了。既然艺术起源于宗教的结论不能成立，根据这一结论推导出来的“戏剧导源于宗教（巫术）”的论断也就失去了基础。由此可见，上述三种看法中，只有第一种，即“宗教（巫术）先艺术而生”与戏剧起源问题关系较为密切，让我们对此进行探讨。

如前所言，“宗教（巫术）先艺术而生”是西方学术界广泛流行的一种看法，艺术起源于宗教（巫术）正是以这一论断为基石的。但是，这块“基石”并不坚实。

信持“宗教先艺术而生”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抬高宗教的历史地位，夸大宗教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宗教感情、宗教信仰是人类的“天性”，与人生所俱来。宗教是无所谓起源的，它与天地共长久，甚至先天地而生，至少也是与人类同时降生。因此，宗教不仅是艺术之源，而且是一切文化之源。这显然是荒谬的。

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是由古猿的一支慢慢进化而来的。可是迄今为止，除了人类之外，并未发现其他高等动物有宗教行为。这一事实说明：宗教只属于人类，在人类未与动物分离之前，地球上不可能有宗教。宗教不可能“先天地而生”，也不可能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类大体上经历了猿人、古人、新人和现代人四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相当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证实，人类大约直到新人阶段才有宗教意识和宗教行为。德、法、俄罗斯、巴基斯坦、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我国所发现的原始宗教遗迹，都没有新人时代以前的，它们大约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亦即14万至10万年前的历史陈迹。

人类确曾经历过没有宗教的“前宗教时代”，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学一般把工具的诞生——特别是制造工具作为人类正式诞生的标志。现在所知最早的石器发现于坦桑尼亚境内，它大约是距今175万年以前的原始人类使用过的。现在所知最早的骨器，同样出土于坦桑尼亚，那是一件剥皮用的骨制刮削器，它也是距今175万年以前的原始人制作的。若以它们为人类制造工具之始，它距离萌生宗教意识和宗教行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也有100多万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没有审美意识和受这一意识支配、驱使的艺术创造活动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工具是人类最古老的创造物，它和人类同步诞生。工具的制造不可能靠动物筑巢式的本能去完成，而必须事先将外界的信息加工成工具的“蓝图”，然后再用双手将“蓝图”物化。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快感和原始形态的美感：其中既有实现自己的冲动和满足，也有主体对自己创造力、想象力、征服力的自我欣赏和赞美。在创造工具的劳动中，快感向美感转化，美感与快感混融，审美与实用不分。或者说，这时审美的需要还从属于实用的目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审美意识与工具制造几乎是同步发生的，或者说是“互动”的，从这个意义上，人类制造的第一件工具也可以视为艺术史上的第一件“作品”。

如前所述，艺术植根于人对自然的征服，而宗教则植根于人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人类没有对自然的征服，也就不可能产生对自然的崇拜。总之，把宗教（巫术）视为艺术得以产生的前提，在理论上是缺乏足够支撑的。

现代自然科学也否定了艺术以宗教（巫术）为存在前提的结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霍洛韦先生通过对200多万年前的“能人”化石的研究，^[55]发现了人类脑部的语言中枢——布罗卡氏区，从而断言：“语言、工具和文化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即是说，在原始语言和原始工具产生的同时，作为艺术的文化也就产生了，而宗教也不可能产生在人类语言和劳动工具之前。这样，艺术起源于宗教的说法既不符合宗教、艺术起源的历史，也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推理和现代科学上的新发现。”^[56]

有些学者对现代原始部落的实地调查也否认了宗教先艺术而生，艺术以宗教为存在前提，没有宗教必然没有艺术的说法。

如前所言，人类的童年时代早已逝去，为了探测人类童年时代的情形，人类学家通常借助于对现代原始部落的调查去进行推测。艺术与宗教起源的孰先孰后也依靠这一手段进行研究。曾有不少学者发现，有些原始部落并没有宗教（巫术），但却有自己的艺术。例如，1871年，达尔文曾到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考察那里的原始部落，这里与外界是完全隔绝的，生活在这里的原始部落根本没有宗教意识和膜拜活动，但却有自己的音乐、舞蹈和纹身艺术，他们的劳动工具、武器上有装饰艺术。^[57]有些学者，特别是某些宗教学学者不接受这种调查结果。例如英国学者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一书写道：“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些民族或部落不具备宗教，那或是由于错误的观察，或是由于观念的混乱。”^[58]但他又不能为驳斥那些调查而提出完完全全的证据。

在我国，是先有巫觋，后有歌舞，还是先有歌舞，后有巫觋呢？台湾学者唐文标先生针对学术界有些人把王国维的戏曲源于巫觋的说法理解成戏曲导源于宗教而特意指出：“我们却认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是不合历史的，应改为，‘巫之兴，其始于古之歌舞者。’大概是古之巫，一定是通歌舞，或者是因此而成为巫觋的呢。”唐先生又认为，王国维所说的“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并不是说戏曲导源于宗教（巫术），而是说，后世戏曲源于远古乐舞。他说：“‘巫’甲骨文通舞，因此，出于巫说即是说出于乐舞的意思。”^[59]唐先生对王国维论断的解读值得我们重视。

巫觋与歌舞、宗教与艺术孰先孰后，其实是很难有定论的，认定先有巫术，后有歌舞和化身表演的装扮活动，由此孕育了戏剧艺术的论断并不能让人信服。

至于有人罗列宋元以降迎神赛社和庙堂祭祀杂有乐舞或戏剧性表演的大量事例，企图以此说明戏曲与宗教有“血缘关系”，那就更缺乏说服力了。因为这时戏曲已经成熟，歌舞、杂戏也早已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部门，这时的宗教仪式中有歌舞、杂戏，只能说明宗教为了争取群众，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扩大影响。或者是，表演艺术为了更多地集结观众，增强自身对观众的吸附力而依托于宗教节日、宗教活动。这时宗教与表演艺术的关系，显然不是一个衍生另一个的亲缘关系，而是独立的意识形态部门之间的相互利用。如果说，远古时代的巫术与歌舞的混融无法证明戏曲导源于宗教，那么，宋元以降宗教祭仪与表演艺术的难分难解，只能说明宗教利用表演艺术争取信徒，扩大影响，导致了宗教祭仪的泛戏剧化，而不是泛戏剧化的宗教祭仪衍生了戏曲。

综上所述，戏剧导源于宗教（巫术）仪式是根据宗教（巫术）先艺术而生推导出来的，而宗教先艺术而生的论断，既没有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也不符合逻辑，更与现代科学的新发现相悖。因此，根据这一并不可靠的判断推导出来的结论——戏剧导源于宗教（巫术）仪式，是不能成立的。戏曲源于宗教仪典的论断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滑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戏曲的起源与宗教仪式完全无关，甚至完全否认宗教在戏曲创生起源上的影响和作用。中国戏曲并非像古希腊戏剧那样由某一宗教仪式直接“转化”而来，但戏曲正式降生之前那些泛戏剧化的宗教仪式确曾对戏曲的创生起过某些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