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封闭公司不同，公众公司规模较大，股份能在证券市场上自由流通，股东人数众多，显然应与封闭式公司采取不同的法律规制方式。在类别股份制度方面，公众公司应采法定立法模式，其理由在于：首先，为了贯彻保护公众投资者之原则，有必要限制公众公司创设类别股份种类的能力。一方面，在公众公司中由于公众投资者通常不具有议价能力，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平等地同上市公司进行协商，很难在类别股发行合同或公司章程中真正体现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公众股东人数众多，且就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发展水平来看，大部分公众投资者的投资能力和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对于如何行使、保护自己的权利缺乏必要的经验或判断力，需要国家通过干预措施帮助对市场缺乏准备判断的投资者。其次，公众公司发行的股份以自由流通为其特性，这就要求股份应具一定程度的标准化，若放开公众公司自由创设类别股份的权利，则会造成公众公司的股份个性化，降低股份转让的流通性便利，而使证券市场交易成本增加。再次，考虑到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发展水准，选择较为宽松的授权性立法体例的条件尚不成熟，严苛的规范，尤其是事先规制，可以减少乃至于消除实际运行中的混乱，节省股权交易成本。^[40](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