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文学化转向，意味着从观察向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包含更多的交流和对话模式强调表达的声音以及主体间性的理解，以及塑造研究者、读者、研究主体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一些女性人类学家则在这次转向之前已经开始采用拒绝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区分的方法论，将自我放置在田野关系中评价其中的权力关系，创造互为主体性的知识，或通过将性别作为分析的一项内容，揭示主流文本中所暗含的性别化的亚文本。同时，对女性研究者的研究经验产生影响的环境予以关注，思考背后各种制约因素和控制因素是如何构成一种特定的话语环境的，提供给女性展现自我经验的一个机会。作为一种表述方式，乃是对世界本体真实的反映。

在女性主义民族志中，体现为由于意识到女性被排除在众多领域之外，日常生活的世界是由生活于其中的女性不断塑造的，这一塑造过程受到外部制约所影响。因而必须重新考虑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不单单是消除一个主客体分离的研究关系，需要思考的是是否真具有女性本质，从而使得女性主义民族志具有有效性。然而，同时又存在另一种声音持相反观点，认为如果承认互为主体的关系，那么研究过程中的中立性又如何得以实现。然而，根据前两方面的情况，民族志似乎走到了一种后现代人类学背景下的研究者所面临的困境——既不致力于解决问题，也不反映一种文化系统，而只是让人们自己来说话。可见，多样性的存在导致了任何传统模式或后现代流派要想成为主流女性主义研究都不具有可能性。

在文化的本体论层面上，不管是一般传统民族志，或是融入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还是强调多样的后现代观点，它们的共同基础是文化是被表述的，而表述过程则是社会实在的展演。本体意义上一切发生的事件，包括人的意识活动、表述过程都是“事实”。正如海德格尔所称，此在的思与在者的在是同一的。在延续性时间中，意义得以生成显现，存在即是一种体验，真理体现于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之中。女性主义民族志从资料反映女性的生活，从女性自身的观点来理解她们的经历，将其行为经验理解为一种社会背景的体现。任何一种方式的女性经验的民族志实践，都是理解的实践，其中投射着这些活动得以进行的意义。可以说，作为此在的女性研究者，并不真正意义上是依靠主观意识来看待研究现象的，当她们进入一个特定的田野领域，民族志表述作为她们的理解即是一种特殊的同时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展示。这或许正是民族志意义上的真实性，超越民族志这一存在者的任何一种特殊模式的类的规定而得以有效之所在。从整体主义的观点看，人类的知识是在认知场域中连续性的生成，而非孤立的经验组合。研究者自身的体验产生与对世界的认识，影响着其学术活动中的思想与风格，甚至理论的形成。经历自己的人生而形成的理论与方法，势必不会出现脱节。

人类学家的任务是对于人的研究，而非固执于理论的维护。而作为人的存在的人类学家，其研究更加应当指向内在的思考，而非仅限于表象的研究。研究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贯穿于民族志知识生产的整体过程。在现象学里，关于真理的研究即是“面向事情本身”的过程。经过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发展，伽达默尔进一步提出，理解者的前见是个人的历史存在，在诠释循环中有着基础性的意义：“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9]这种“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在理解过程中共同克服了个体性，达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视域融合。这里所谓的普遍性，是一种强调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理解基础上的真实，这种真实并不因性别差异而失效，反之在性别经验的影响下，在研究者个人情境中被建构。在这一意义上，女性人类学者经验性的研究并非只强调特殊，而忽略普遍。

人类学研究不排斥情感与个性，这些虽产生于研究者本身，却对他们的研究发生作用。人类学者身份的构成，正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36）中所提到的那样，以观察者的身份存在于一个观察者的世界中，以人类的身份存在于一个许多既异于又同于科学家的自我所生活的领域中的问题。^[10]特别是在表述那些需要直接感受的经历时，只需简单言语的勇气。女性学者对人类学话语的贡献，更多是她自身多重身份影响下的张力体现，从而将物质、心理、意识与情感结合。而这些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人类学领域中的女性，不只在于她们被训练为人类学家，更重要的是她们作为女性意义的存在”^[11]。

【注释】

[1]［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Aristotle，Politics，trans.Benjamin Jowett，in Richard McKeoned.，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New York：Random House，1941.(www.daowen.com)

[4]［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89页。

[5]M.O'Brien，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0.

[6]S.Harding，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Empiricist Conception of Mind，Metaphilosophy 10，1979，p.42.

[7]S.Harding，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Empiricist Conception of Mind，Metaphilosophy 10，1979，p.46.

[8]S.E.Dorothy，Women's Perspective As A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in Sociological Inquiry 44，1974，p.8.

[9]［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85页。

[10]［美］丹·罗斯：《人类学经验的诗论》，胡鸿葆、周燕编译，《民族艺术》2005年第2期，第35—37页。

[11]R.Benedict，Women and Anthropology，the Education of Women，New York：the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Relations，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