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自然科学研究的主客二元对立的实证思想一直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认为存在绝对客观的、价值中立的事实。并且，这一事实具有普世性的解释力。然而在近代以后，哲学家们一直在尝试可以在知识与真实之间建立起关系，并开始反思精神世界中真理的特殊性以及获取真理的方式。

相对主义者们认为知识与真实的关系只有在特定的文化或社会背景中理解才能成立。理论框架、特定视角范围、概念图型、生活形式中存在的评判标准都不是普世性的。虽然相对主义提出可以有多种途径来理解和认知现象，并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但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引发出疑问，即谁是解释知识的主体？而性别的差异则是导致认知能动者具有主体性和特殊性的一个主观因素。这里并非消解而是要提出一种无限性的可能，强调不论哪一种视角，只是在认识论评价中的一个位置，并不能讲述整体性的知识。

笛卡尔时代，既有的知识权威受到怀疑，取而代之的是个体主义途径的知识论。笛卡尔认为，知识的获得是个人内省化的行为，既不与知识主体（knower）本身、也不与他所身处的关系有关。人只有在不受传统或社群的影响下，才可能获得知识。理性要求自治，而自治即是个体不受外界影响。理性不仅需要独立的个体存在，还需要理性独自达到。^[1]笛卡尔学派的个人主义途径的知识观也影响了后续的认识论发展。到洛克和休谟时，知识、普遍观念是从个体知觉中抽象出来的，可以凭借感性确定性来获得真实。知识的基础是感官材料，前提是从一个观察者到另一个观察者那里存在一个标准的观察条件，所以知觉是不变的，经由归纳材料而得出知识。经验主义主张，知识生产应该排除主观性。将客观性等同价值中立是传统认识论的特点，假设知识主体有绝对自治性，不存在外在因素影响其判断。知识的真伪由个体对自然的具象所决定。康德驳斥休谟的经验主义唯心论时提出标准的知识主体，这种知识主体被抽离掉个人的特质而和其他知识主体没有差异。^[2]20世纪的分析的知识论也继承了康德式知识论，在理性与理性所支持的对象之间建立关系时，人只是标准的知识主体，抽离了与其他知识主体的差异性。当代的知识分析理论将个体主义取径的传统发展为实证论，认为所有知识都可化约为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是知识的唯一来源，而且所有科学都可化约为物理学；知识要求客观，所以科学家要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超越情感性与兴趣（interest）以避免偏差，也不具有任何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可以看出，认知过程的环境或知识主体都不被作为考量因素，知识主体的身份认同也未被归入对生产知识的影响因素中。

历来，女性主义认识论对传统知识论的批评都建立在知识主体为男性的假设上。西方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女性认知能力欠缺的观点，传统认识论范式认为女性与男性分别象征着感性与理性，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自然的，因为女性同儿童一样的不成熟，缺乏自治权威性。^[3]卢梭提出，女性和男性应该分开进行教育，因为女性的理性会被感性天性所干扰。尼采则认为阿波罗气质（智性）是男性的表现，女性则是迪奥尼索斯（感性）的产物。而洪堡特将女性的知识归结为缺乏分析能力的感觉等。根据这些观点，女性的知识被视为自然性的主观，而性别正是女性被取消作为知识主体的原因。

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改变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认为个体主义、价值中立其实并不是固定的概念，而是与知识主体的感情需求有关，因而转向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重新定义女性气质。根据拉康的定义，想象是形成主体性的一个要素。婴儿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像，才初次体验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想象是镜像阶段（mirror stage）：人将其他人的意象转化成自己的具象。小孩在想象阶段开始由他与母亲的关系来区别自己，转而进入父亲代表的象征阶段。主体在象征阶段得到它的身份，并以语言来表示它得到的身份是“我”。^[4]西方社会被男性特质的象征和想象所支配，男性特质的象征和想象排除了母亲影响下的女性特质，因此西方文化也没有女性特质的象征。女人因此被拒绝给予语言中的主体的位置，并被降格为客体，由于主体是语言构造的，所以女人被拒绝拥有主体性，特别是作为知识主体所拥有的话语权的主体性。科学的语言隐藏着假想的中立性，科学其实从未中立过，反而总是具有男性特征的。(www.daowen.com)

但性别是否应当代替内容或形式成为影响知识生成过程的主要因素，则同主流认识论中对知识本质的定义有关。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学家认为，应该将女性获得知识的方法区别开来，不能因被贴上“知识”标签而将一些方法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而应该将女性方法论视为创新的、非传统的认识论。主流的认识论是对女性知识的一种霸权压迫。^[5]一些观点认为女性获得知识的方法具有特殊性，女性所持有的不同于男性的经验，使她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也和男性不同。公认的女性意识的差异也是形成不同的知识、政治、美学理论的基础。女性经验的特质常同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客体相关联，而非只是保持客观性距离的经验；尊重对象环境、擅于倾听和观察环境中不同的声音，包容多样性。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认为，女性的直观具有深刻洞察性能力，可以将多样的生活形式建立起连接。女性特质是内倾的、主体的、直观的、情感的、具有潜意识的、不确定性的。这些与男性特质所具有的客观、逻辑、外向、现实、自我、理性、机械、稳定性等特点相对立。因而，女性特质同美学性联系在一起，而如果要对抗父权的统治，则需要在文化和认知行为中确立美学原则，将被科学所驱除的情感性纳入分析范围并重新定义女性特质。理解女性主义思想，揭示传统结构中将女性作为对立面的原因，就需要对知识论中刻版印象重新加以分析。

女性主义理论者哈丁（1979）认为，根据传统经验主义观念，女性思维被视为无形式的、消极的、同外界所不同的独特的感受。^[6]传统知识论中的内容、方法论以及实践都反映出男性的兴趣与价值观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男性为普适性的、统一的、单音地位，而女性仅是“独特的经验立场”。哈丁（1979）同时指出传统经验主义者将自己的理论活动同他们所声称的普适有效性模式的思想分离开来：他们预设了一个“我们/他们”的结构，“他们”是理论所描述的他者，而“我们”则是理论的创造者不需要被描述。因此，经验主义模式的思想是处于权力体系中具有自我规定性功能的，将他者视为需要被描述和被引导的被动体，处于被控制的地位。^[7]她总结道，主动的经验主义理论者与被动的他者之间的区分正是在男性中心权力结构中存在的刻版印象的隐喻，即社会和政治体系里合法的主动的男性/被动的女性的行为。知识主体的性别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象征，体现在它能够指定男性是具有批评能力、建构认识理论的行动者，而女性则只能被动接受信息。如果理论是男性按照自身气质的行为和特质所创造的，那么相关的知识则一定会带有男性意识的标记。

人类学研究一直被视为具有科学性才能确立它作为学科的合法性。科学并不是价值无涉的，而是由科学家所生产的。并且每个人的科学意识也是由自己的文化背景影响所形成的。科学范式跟随文化的发展而改变，韦伯认为社会学家相比自然科学家更有优势来揭示社会现象，并追求对关于社会的假设和价值的自由调查。与自我生活和经验越相近的研究事项，越能引发研究者将自己的感知带入工作，并塑造他们进行工作的方法，比如关于设置问题的出发点、如何研究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如何概括和解读数据。然而，女性和男性在研究实践中会有不同的经验际遇，性别差异会建立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或创造不同的知识。既然女性有着“独特的经验立场”，对同女性领域相关的知识生产同样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女性的智性贡献也应与男性一样成为独断性的论述。但事实上，很多女性学者的报告中都体现出在性别中立、价值中立观的压力下导致的自我性别意识的不和谐感。主流认识论中交织着权力和知识的关系，认识论中霸权意识的方法表述的并不是对真实性的诉求，而是中立性的立场。科学知识被视为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的，但这种中立性却并未将女性的经验世界包含在内，这本身已成为传统认识论的悖论所在，即知识主体的男性性别立场并不同知识生产真伪相关，只是在提供知识的完整性上有所偏颇，违背了中立性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