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学开始对经验的重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狄尔泰的解释学传统。狄尔泰认为“存在于我们面前的真实，只有在我们的意识被内在经验所赋予的时候才成立”^[72]。在试图解释如何可能获得他人的经验的问题时，他相信“通过解释表达，可以超越经验的内在性”^[73]。在狄尔泰看来，客体、经验与表达是构成认识的三个元素。客体代表着独立于自我解释的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经验是个体对实在获得的感知和定义，而表达则是将这种对外部感知的经验进行的系统的表述的方法。显然，“表达”是将内在的真实外在客体化的途径，而叙述则是这种途径的形式之一，它将外在客体、个人内在经验联系起来。特纳（Victor Turner，1986）受狄尔泰的影响，首先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学中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对文化的理解不应当只限于对文化中不变的、惯习或典型的理解，而在于理解其中具象化的经验的意义。特别是一些包含美学的、强烈情感的表达，如包与仪式、戏剧等。^[74]因而，对日常生活世界中呈现出的具体的事项的理解具有美学意义。马尔库斯和费舍在对经验的理解的讨论中，则转向对民族志主体的关注。他们认为，在田野调查经验中获得的复杂的、综合的知识不能依靠传统的社会学语言来进行解读，因为这种范式强调的是科学客观性和权威性，而在传统研究中忽略的则是民族志主体的经验的特殊性。在新型民族志文本的经验研究中，感觉、情感和日常真实成为表达的核心。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族志写作者必须在文本中加入多重声音，给予研究对象表述的机会。然而，研究对象并非对一个空洞的民族志作者进行发音，民族志作者自身具有个性，并且在特定田野场中与对象的互动而产生的适配性都会影响受访人与之提供的信息内容。因此，双方对话的态度与感觉，都被作为影响所得信息本质的经验因素。这里，民族志作者作为普通人的日常性特点就必须被凸显出来。作为人类学家和作为田野场中参与互动的个人的经验之间发生断裂，理解的过程不只是智性的，还包含了整体的自我，但这些意识在传统的民族志书写中是不可见的。因此，对研究过程进行反思是民族志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导致了侧重个人的经验以及多重声音的整合的方法。同时，也包括了民族志作者使用的多种文本写作技巧和文类形式。传统的民族志文本写作，典型化、距离化的书写风格和语言显然不能适用于表述个人经验和多重声音的目标。

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强调写作只是一个语言性活动。巴特（Roland Barthes）在讨论著者与作者的区别时提出，作家（author）需要通过语言工具来表达自我意识和情感，将自我代入“如何书写”。而写作者（writer）是不及物动词，强调写作行为本身，而不负责揭示和质问世界意义和伦理。在巴特这里，写作只是不及物活动，是一个符号系统。在写作中绝对的作者主体不再具有绝对权威，作者主体性被消解，文本意义被剥夺。^[75]然而，提出如何书写民族志的疑问不仅同实验性写作的风格有关，同时也包含了重新发现世界。后现代转向的人类学观念否定了民族志形式与文本之间相互独立的假设。民族志作者不仅需要作为一个写作者（writer），还需要成为作者（author）。

女性研究者的反思性是将自身写作者身份转换为叙述者的关键，从而也改变了经典民族志的话语生产结构。在女性主义的生活讲述中，叙述者的主体性不仅只作为结构的一部分存在，同时还具有分析与主导叙述发展的功能。民族志作品的叙述者不再只是一个叙述符号，而是成为具有观念意识的作者。女性主义叙述的主体性具有情感性分析和自我分析的特点，女性学者也将情感性作为接近受访者主体以及田野现象的指引。她不需要控制受访人，也不被科学范式要求所噤声，而是通过自我表述促进叙述者与主体之间的合作互惠关系。对存在于这种关系中的自我和主体的分析，同人类学重视和分享他者经验的研究目的所切合。同时，情感性也是女性研究中有重要价值的部分，提供了相应的研究方式，即研究者对自己回应受访人的方式和对彼此相互关联的智性思考，成为女性主义讲述生命经验的途径。同时，传记文本中的主体概念也在女性主义方法论实践中得到修正，即假设研究主体同样希望探讨自己如何参与建构意义的过程，并希望同研究者一起控制研究情境。^[76]在整个研究环节（收集信息、记录、解释）中，研究主体同叙述者通过对话来共同建构意义，特别在这些女性主义讲述生命（life-telling）类型的民族志文本中，研究主体的声音甚至有时候会占据优越性。在当代女性主义批评者斯泰西（Judith Stacy，1988）看来，民族志方法对主体的揭示所带来的危险要比纯实证的、抽象的、男性化的调研方法要多。尽管如此，她仍然强调女性主义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女性学习他者女性的互动过程有增益作用。认为同女性主义理念一样，民族志方法强调一种经验性，取得知识的途径是情境性及人际间性的，它要求用类似女性的专心的特点，来建构个人能动性及日常真实性的边界。另外，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作为首要媒介，也是研究的“工具”，需要对材料赋予同情、关联感及关心。^[77]这些都同女性所拥有的经验特征相符。

民族志完成过程包含了人类学者强烈地自我意识，直接影响到民族志文本的表述形式上，如传记与自传。传记、自传等文类。这些文本与自我意识及身份之间有着连动关系，即将作品的研究指向从文本本身转到人类学者自身上来，民族志并非只展现研究对象的文化，于读者而言另一种乐趣也在于借由民族志作品来达到与人类学者的沟通，关注人类学者在与研究对象相互关联中展现出的自我意识的流动过程。由于民族志的学术规范，人类学者的参与观察使得民族志文本中时常会呈现研究者的个人经历及人格特质。这点同传记、自传文本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田野调查及调查之后的文本撰写过程中，自我身份的建构与民族志知识生产时刻关联。在书写中，记忆与表述田野工作经验同时也是人类学者进行自我表述与身份建构的过程，隐私的自我与符号化的他者之间的亲密关系正是由一种情感纽带联系完成。人类学者作为表述主体主导了文本的权威性，这一主体可被理解为一种分裂的自我，即情感性的自我与实体的自我。因此，民族志文本同自传所共同分有的权威性来源于自我身份，即体验、记忆和主体性。自传者总是以一定的身份进行写作，并试图让人们接受他的这种身份，而民族志文本中研究者也是以身份意识为引导进行知识生产，并对田野中的研究关系加以塑造。这一过程也正是他/她构筑自己身份的过程，在表述研究对象的经验时也隐射了自我意识。分析研究者的经验，可以深入了解民族志方法的核心，研究者在整个研究环节中如何确定自己的权威性，同时又如何回避自己的某些自我意识，都可以从民族志作者多元的身份来探讨人类学知识如何获得的问题。

在民族志文本形式中，传记与自传成为20世纪中期较为流行的文本类型，也常会采用小说式的叙述技巧来表达真实的经历。传记、自传与小说表面看来似乎并无明显区分，被笼统地理解为一种独白。但实际上不管何种民族志文本类型，都包含了对话的因素，经由对话来建构人类学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在第三人称传记中，人类学者处于“自我的客观化”（巴赫金）的位置，在分析和表述研究对象时也对自我进行剖析，并以此为途径同研究对象进行沟通。有时候，在这种形式中，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自我权威会形成重合。这实际也是一种自传类的形式。但在自传性文本中作者与研究主体合二为一，由于研究主体与传记作品中间没有中介，在表述研究主体的内心意识和生活世界时这种形式则更为直接有效。不同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构成的人的主体位置不同，来自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生活经验的人必然存在观念上的差异。人类学者如何在对研究对象表述时趋近主/客位的标准，仍需要潜在的对话来实现，即人类学者如何向读者来表达研究者自我与研究主体的想象同一性及差异性。人类学者本人和研究主体这两个“自我”不是完全的同一，民族志作者由此具有外位性的立场从而实现自我反思的目的。通过对不同的位置的解读，读者可以区分出民族志中人类学者主体意识对文本的情感导向。因此在文本中，不仅存在着人类学家与研究主体之间的对话，也暗含着读者与人类学家的对话的可能。

巴赫金提出复调理论来对抗传统小说中独白式的话语权威，即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通过生活中对话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独立的主体意识。它们不仅仅是作者描写的客体或作者思想观念的表现与转达，在复调文本中，每一个人物都是独立存在的、区别于他人的、具有完整价值的人。相同的，民族志文本亦经历了由传统文本形式过渡到新型文本的过程。文本不再完全是人类学者经验的表现，而是借由复调的效果确保研究主体自己自主的声音而不会沦为人类学者意识的传声筒。因此，由民族志文本反映出的人类学者的自我意识同时具有独立性与对话性。

女性人类学者的民族志文本书写又包含了多一层复合的自我意识建构，不同于一般的女性传记、自传类文学作品，民族志有其学科规范要求，女性人类学者经过专业训练而可以较好把握田野调查中的伦理问题，却也常被男性主导的规范所限制。同时女性人类学家的研究自身也具有矛盾性：一方面诉求一种普遍性，一方面却不得不正视性别差异带来的特殊性。因而在她们的文本中都有着较为浓厚的复调意味，而女性人类学者的性别特质在文本中也常呈现为一种隐含或置换的特点，即女性人类学者会有意控制自身的女性气质，尽量以男性意志的专业规范来进行表述，但与此同时，仍可以清楚地看到男性叙述与女性叙述两种叙述话语的差异与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复调意味的产生源于女性与男性两种性别形态的互相投射和置换。女性库存知识和记忆经验中存储的男性经验会影响女性的主体意识，这种经验不仅只涉及性别因素，还包含了父权社会的集体记忆对女性人类学者的塑造。虽然这种情况常出现在非女性主义的人类学研究中，但其中亦包含一种情感机制，即女性人类学者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女性意识的另一种表达，即超越性别特质来达到普遍性，虽然它是在认同男性意识为主导的前提之下。而另一种则是较为明显的女性主义意识，自19世纪末开始至今经历多个阶段的历史演进，从建立明确的女性意识挑战男性权威到产生以普世性的女性经验为基础的呼吁，再到重视后殖民时代的女性经验多元性，不同阶段的女性人类学者的自我意识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建构，同时也产生反作用的影响，在民族志文本类型的流行变更中尤为明显。“自我意识”应该是自我的确定性、反思性和与他者对话这三个层面上的共同存在，它与记忆相关，不仅是对过去自我经验的加工和提取，还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建构。

早期人类学民族志文本中，女性人类学者力求规范的表述折射出诉求与男性权威平等的自我意识。她们大量使用对话体或多人陈述的复调式结构来讲述故事案例，而这些都是当时经典民族志范式所要求尽量减少使用的文体。对话体的民族志文本中，女性人类学者在文本中将表达声音的主体权威让渡于研究对象，建立一种自审的意识，来反思自我社会中女性生存状态。传记、自传体文类，女性人类学者并非强调一种同他者的对立、或独立，而是表达社区中相互依存的互惠。在这些发展过程中，女性人类学者的自我意识与身份在民族志研究中并非完全由外界来幻想或界定，而是通过与她发生关联的社会关系逐步形成。

根据心理学的证明，女性相比男性较少拥有明确地个体性边界，因为她们在早期幼年经验中与母亲的关系使得她们不必像男孩一样必须切断同母亲相关的女性气质，重新建立父亲所代表的男性身份，因而女性在与外界的交往中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更易产生不固定的边界。对女性人类学者来说则表现为常以同他者的对话来建构自我意识，并在民族志中表现出对学科规范的偏离，这也是民族志文本类型变化过程中，女性人类学者的书写时常有前瞻性创新的原因。自我和他者的对话，对于女性人类学学者书写，正是对他者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的对象正是来自她们与之建立联系的人们。女性民族志话语中的“你”—“我”联系的对话结构意味着去中心主义，开放性的文本反映出女性主义知识论的反思性特点。同时，文本分析与文本创造的自我意识也都无法同研究所存在的社会环境分离。什么人的声音被选择包括在文本中，研究者又是如何提问、解释或解构，除却人类学式的要求之外，还离不开政治性的考虑。而这些都被视为文本技巧。先于田野的自我，及进入田野后作为研究者的自我，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对话，对自己的认识与表达的倾向，人类学者在面对自我划分两者界限的要求时常显得困难，尤其是女性人类学者在特定环境面对特定研究人群时更因为边界的不清晰性而常流露出内在冲突的表述情绪，这些混合不清的田野工作经验也成为优秀民族志的特点。

【注释】

[1]［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2]R.Behar，Out of Exile，in R.Behar，&Gordon eds.，Women Writing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5.

[3]R.Behar，Out of exile，in R.Behar，&Gordon eds.，Women Writing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7.

[4]［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5]H.Powdermaker，Stranger and Friend：The Way of an Anthropologist，London：Secker and Warburg，1967，p.306.

[6]K.Narayan，Ethnography and Fiction：Where is the Border？in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4（2），1999，pp.134-136.

[7]K.Narayan，Ethnography and Fiction：Where is the Border？in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4（2），1999，pp.143-144.

[8]K.Visveswaran，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

[9]［美］詹姆斯·克利福德：《部分的真理》，吴晓黎译，参见［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10]［美］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11]J.L.Briggs，Never in Anger：Portrait of an Eskimo Famil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45.

[12]J.L.Briggs，Never in Anger：Portrait of an Eskimo Famil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6.

[13]Marcus and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1，1982，p.26.

[14]Elenore Smith Bowen，（a pseudonym for Laura Bohannan），Return to Laughter：An Anthropological Novel，Garden City，NY：Natural History Library，1964，p.xix.

[15]Ibid.，p.xvi.

[16]Elenore Smith Bowen，（a pseudonym for Laura Bohannan），Return to Laughter：An Anthropological Novel，Garden City，NY：Natural History Library，1964，pp.290-291.

[17]H.Powdermaker，Stranger and Friend：The Way of an Anthropologist，New York：Norton，1966，p.112.

[18]Ibid.，p.113.

[19]J.Fabian，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20]S.Smith，A Poetic of Women's Autobiography：Marginality and Fictions of Selfrepresentation，in S.Smith，&J.Watson eds.，Women，Autobiography，Theory：Areader，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

[21]J.P.Dumont，The Headman and I：Ambiguity and Ambivalence in the Fieldwork Experience，Austin，Texas：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8，p.8.

[22]Elenore Smith Bowen，（a pseudonym for Laura Bohannan），Return to Laughter：An Anthropological Novel，Garden City，NY：Natural History Library，1964，p.163.

[23]舒茨使用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一词来描述如何将世界当作我们可以与同其他人共享其意义的东西来感受的世界，然而后现代人类学认为当用我们的直觉去感知另一个人对世界主观认知的意义时，由于另一人的经验与我们的过去经验完全不同。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交互主体理解性。参见朱炳祥：《社会人类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24]N.Chodorow，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Berkeley：Unvi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169.

[25]See S.Hekman，The Embodiment of the Subject：Feminism and the Communitarian Critique of Liberalism，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4，1992，pp.1098-1119.

[26]［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第128页。

[27]［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第127页。

[28]E.C.Parsons，A Few Zuni Death Beliefs and Practices，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18，no.2，1916，pp.245-256.

[29]E.C.Parsons，Ceremonial Friendship at Zuni，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19，no.1，1917，pp.1-8.

[30]E.C.Parsons，Mothers and Children at Laguna，in Man，Vol.17-18，1919，pp.34-38.

[31]E.C.Parsons，Hopi Mother and Children，in Man，vol.21，1921，pp.98-104.

[32]G.A.Rerichard，Spider Woman：A Story of Navajo Weavers and Chante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7（1934），p.60.

[33]L.Bradbury，Dialogic Identities：The Experiences of Women who are Head teachers and Mothers in English Primary Schools，Journal of Administration and History 39（1），2007，pp.81-95.(www.daowen.com)

[34]转引自［美］芭芭拉·特德洛克：《从参与观察到观察参与》，富晓星译，《满族研究》2002年第2期，第91—95页。

[35]Z.N.Hurson，Mulesand Men，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0（1935）p.25.

[36]C.Kaplan，the Erotics of Talk：That Oldest Human Longing，in Z.h.Hurston，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a Case Boo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50.

[37]Ibid.，p.308.

[38]Z.N.Hurson，Mules and Men，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0（1935），p.141.

[39]Z.N.Hurson，Mules and Men，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0（1935），p.199.

[40]E.Deloria，The Dakota Way of Life，the Mariah Press，2007，pp.6-7.

[41]E.Deloria，The Dakota Way of Life，the Mariah Press，2007，pp.111-112.

[42]See H.D.Sweet Wong，First-Person Plural：Subjectivity and Community in Native American Women's Autobiography，in S.Smith & J.Watson eds.，Women，Autobiography，Theory：a Reader，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8.

[43]A.Sparkes，Life histories and the issue of voice：reflections on an emerging relationship，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7，1994，pp.165-183.

[44]K.Visweswaran，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3.

[45]J.Bennett，Oral History and Delinquency，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7.

[46]H.M.Hughes，The Fantastic Lodge；the Autobiography of a Girl Drug Addict，Boston：Houghon Mifflin，1961.

[47]J.Clifford，From Puzzles to Portraits；Problems of A Literary Biographer，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0，p.12.

[48]J.Okely，& H.Callaway，Anthropology and Autobiography，Routledge，1992，p.141.

[49]J.Okely，& H.Callaway，Anthropology and Autobiography，Routledge，1992，p.115.

[50]比如朱莉·马尔库斯在对奥利芙·平科的研究重读时，叠加了自己的经验和理解，从而推断出平科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政治性观点。

[51]［美］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2页。

[52]D.Haraway，Primatology Is Politics by Other Means，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n behalf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2，1984，pp.489-524.

[53]N.Parezo，Matilda Cox Stevenson，in U.Gacs，A.Kahn，J.McIntyre，and R.Weinberg eds.，Women Anthropologists：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8，p.50.

[54]See D.Gordon，Among Women：Gender and Ethnographic Authority of the Southwest，in N.J.Parezo，Hidden Scholars：Women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Southwest，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33，pp.129-145.

[55]Ibid.

[56]See D.Gordon，Among Women：Gender and Ethnographic Authority of the Southwest，in N.J.Parezo，Hidden Scholars：Women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Southwest，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33，pp.129-145.

[57]G.Reichard，Dezba：Woman of the Desert，The Rio Grande Press，1971，p.v.

[58]J.Clifford，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in Representations 1（2），1983，pp.118-146.

[59]“适应”的概念是来自教育人类学的生态学模式，强调教育行为与环境，如社会组织、价值观、族群关系等之间的相互用作与影响。因此较注重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但不注重考察行为者的心理机制。参见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34页。

[60]G.Reichard，Dezba：Woman of the Desert，The Rio Grande Press，1971，p.112.

[61]Ibid.，p.87.

[62]A.Marriott，Maria：The Potter of San Ildefonso，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8（1948），p.97.

[63]Ibid.，p.98.

[64]See D.Gordon，Among Women：Gender and Ethnographic Authority of the Southwest，in N.J.Parezo，Hidden Scholars：Women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Southwest，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3，pp.129-145.

[65]See D.Gordon，Among Women：Gender and Ethnographic Authority of the Southwest，in N.J.Parezo，Hidden Scholars：Women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Southwest，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3，pp.129-145.

[66]M.Shepardson，A Voice in Her Own Tribe：A Navajo Woman's Story by Irene Stewart，Socorro，N.M.：Ballena Press，1981，p.6.

[67]M.Shepardson，A Voice in Her Own Tribe：A Navajo Woman's Story by Irene Stewart，Socorro，N.M.：Ballena Press，1981，p.57.

[68]M.Shepardson，A Voice in Her Own Tribe：A Navajo Woman's Story by Irene Stewart，Socorro，N.M.：Ballena Press，1981，p.61.

[69]互为主体的研究模式是一种探寻普同化共享模式的表达，观点代表人物莱维将西方社会的经验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比较性工具，而不是进行武断的解释。［美］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第78页。

[70]G.Reichard，Dezba：Woman of the Desert，The Rio Grande Press，1971，p.vi.

[71]F.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106.

[72]V.W.Turner，&E.M.Burner，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Unvi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6，p.4.

[73]Ibid.，p.5.

[74]V.W.Turner，&E.M.Burner，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Unvi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6，p.13.

[75]See G.Geertz，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8.

[76]S.Reinharz，On Becoming a Social Scientist：from Survey Research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Experiential Analysis，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1，p.181.

[77]J.Stacy，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1（1），1988，pp.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