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白人女性人类学者对美洲土著女性的民族志研究中，性别意识常常影响到民族志表述权威，一方面白人女性人类学者试图通过土著女性生活来审视白人社会中女性身份的建构意义，另一方面又对土著女性生活带来白人文化影响。但白人女性人类学者并未能避免自身由于历史与文化情境的影响而对性别进行价值预设的问题，在她们进行文化书写的同时，也被历史文化所限定。如美国的大萧条时代同“二战”后的社会对女性气质塑造的要求，都在她们的民族志研究中被反映出相应的价值讨论，同时女性研究对象也被赋予时代要求的性格特质。这种矛盾的书写欲望，在女性人类者的民族志文本中常有所现，类似男性权威面对女性时所拥有的强势感，女性人类学者对土著女性生活的描述也会体现出白人文化的权威性，尽管这其中也包含有保护的欲望，但这种感觉无论如何都预设了对象的弱势地位。具体体现在女性人类学者将自身对女性气质模式的理解加之于对土著女性的塑造上，这种预设也需要以“转熟为生”的方法来移除自己关于印第安土著女性生活的观念知识，而不是以一种轻松的甚至于简单的方式将白人社会中的文化价值放置在土著人的性格中，尤其在性别书写这样一个易于反映社会思潮的文本实践中更应慎重。白人女性人类学者也常会出现人类学者研究时共有的问题，不可能完全脱离自身历史性及经验，因此，互为主体的研究特点虽然利于对普世化的模式的诉求，但也易被研究者主体性经验影响到对他者分析的客观性。^[69]

这里并非对这种研究模式的批评，而是思考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在研究他者时不会因有中介而解释过度的方式。因为这种研究方式可能导致白人文化对土著文化的干涉，虽然这一经验层面的田野研究方法以开放性的态度允许解释冲突的存在。这种民族志权威的实践也随着历史发展而有所改变，民族运动引发他们产生对自我表述的权力的要求，令白人人类学者通过适度地让渡自己的权限来给不同的信仰及意识形态留出空间。随着时代因素的转换，从理查德、马略特到谢帕德森三位女性人类学者的民族志文类的发展，可看出人类学者的身影在民族志文本中出现的频率逐渐减少，转而以土著女性自己的声音进行表述。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传统的不平等的位置关系的改变，使民族志的权威由早期时代白人人类学者对土著文化的家长式关照的自上而下的特点，转为另一种互惠的、联合的横向关系，但随之而来的是对这种民族志表述方式的转变是否会导致人类学者权威减弱的问题。

这里，似乎可以回应《写文化》中的提出女性民族志缺乏创新的质疑：写作不只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与历史以它的方式对作者进行塑造相关。民族志的实验性写作具有政治意义指涉，在政治学领域中，实验性具有民主、创新及自由的内涵，当人类学转向实验性理念时，民族志文本的实验性重视修辞性理念的产生。作为学科要规范体系的要求也促使更多的女性人类学者开始重视混合风格的写作。她们将自传、小说与民族志混合在一起来反映自身在所处文化中的位置、欲望以及知识。然而这种创新意识是随时代历史性反映在文本中的，如果否认女性人类学者的民族志写作在形式上有所创新，那么既忽略了文化情境对人类学者的问题意识以及写作目的的建构会对写作文本形式的选择产生影响，又忽略了男性人类学者同女性人类学者的共时性特征。并且，从艺术性角度来讲，创新同一种先锋的行为有关，女性人类学者最初的形式是以人类学者妻子的形象出现的，她们将异文化中的现象同自身经验结合以小说或游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成为早期女性人类学民族志的雏形，如玛蒂尔德·考克斯·史蒂文森的民族志作品，虽然在内容观点上难以避免维多利亚时代白人女性的优越感以及作为强势文化俯视的姿态，但在形式上却同经典人类学民族志注重的形式规范有所区别。尽管后来的女性人类学者在规范的要求下并不能如前辈一样在写作形式及表述上自由发挥，但每一时期的女性学者都会结合自身所处历史环境中的女性问题意识，将之作为经验来融入对所研究对象的解读，这种方法论正如实验性民族志所强调的实验性，即加入女性经验的写作的特点。

另外，男性同行批评女性民族志文本的创新缺乏女性主义意识的观点则忽略了产生女性主义的社会环境，在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发起之前已存在的第一批女性人类学者在研究中并未将女性主义问题作为研究重心，而更多是表达女性视角。并且，女性主义民族志实践如果缺乏社会、政治、经济及历史的综合分析则会显得力度欠缺，但是这些资料来源的获得，却需要女性能够接受更多高等教育以及广泛进入社会政治活动领域实践，这一点恰好是早期女性在社会中由于历史文化因素而缺乏的机会。(www.daowen.com)

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女性民族志文本生产主要表达的是女性观点，从生活史、传记、自传，甚至小说体的文本形式来体现女性主体性。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通过研究女性来补全社会整体研究的宗旨及对性别刻板印象进行批判，以及通过这些文本形式的表述方法来建立被书写的女性的独特性。在《德兹巴》一书的序里，理查德表示，主人公是生活在新墨西哥州西北及亚利桑那州东北部广袤大地上的48000名纳瓦霍印第安人中的一员，故事中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尽管每一个角色的描述以及他们出现的情节都是虚构的。^[70]它以小说形式作为叙述技巧转达女性的观点，其功能虽着重关注文化差异，有时却无法区分这一观点究竟是来自作者还是研究主体。在《德兹巴》（1939）和《玛丽亚》（1948）中，对研究主体的生活史的描述都与当时社会政治要求相符合，无疑人类学者将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的视角代入传记主人公的经验描述中。虽然她们都是接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学者，但白人文化的优越性还是会从文本所传达的倾向体现出来。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视角也有多元性，不同于之后的女性主义寻求具有普遍性的女性身份，或通过文化与种族差异来抽象地寻找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而是一种反映自我社会生活的镜像，从故事中对人物生活的理解和塑造建立一种自我意识。

自传体形式，将作为叙述者的人类学者完全隐去，这一表现手法给民族志著作权归属问题带来争议，即似乎完全由主人公来表达作品倾向。虽然这种文类使得人类学者权威面临质疑，但在《来自她部落的声音》（1981）中，女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此时的女性主义思想相比之前更为活跃，受到公民权及种族斗争运动的影响，女性主义者将性别压迫同种族压迫类比，开始通过对文化差异的研究来构建一个女性面临普遍性压迫的假设。斯图尔特本人所遭遇的问题，除却是当时社会文化的缩影外还是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建立性别体系及女性类别普遍性特征的途径。如果说理查德时代同马略特时代的女性民族志书写只是女性的民族志的话，那么《来自她部落的声音》（1981）则为女性主义民族志风格的作品。这段时期，民族志从女性视角发展到女性主义批评，每一阶段的民族志文本形式都体现了女性人类学者所要表达的主题。在文本中女性人类学者的在场逐步让位给研究主体，并通过给予受访人声音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表述。

从对话到传记再到自传，早期女性人类学者的写作虽然并不完全符合实验性写作所要求的对研究者自我进行关注及反思的功能，但她们仍以细微的文本形式尝试变革，如小说、游记等文类从跨文化角度解读女性地位并反思自我与社会。相比同期的男性学者并不正视区分研究对象性别的现象，她们的写作在创新方面，因性别因素获得知识的途径有所不同，在内容中建立性别概念，但这种创新在当时受到传统人类学界的专业性制度性约束，而不能如中后期女性人类学者因政治环境的改变而有更多发挥。从中期的第二代女性人类学家开始，她们视自己身份为作家多于社会学家，作为对女性主义学术建立的回应，将学术写作视为建构自身学科内权威的重要部分，多元化的写作模式似乎象征了女性人类学者自己的理论见解。或许如拉康的镜像理论假设，只有当主体偏离了自我意识时，这个验证的过程才真正触及主体，女性人类学者通过书写将自我以一个分离的、理想的、与男性权威相对立的主体表现在语言里，并以“我”来置换“我们”，假设存在女性集体性的想象。在20世纪中后期，自传体的流行与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似乎有一定关联，这种类似演说（speech）的形式，让文本中的主体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如同中国的农民、妇女运动中惯有的“诉苦”方式，以声音表达作为一种分析手法，文本中主体同时兼具生产者与生产物的功能，富有权力生产关于女性的知识又被文化权威所界定。但同时，这一阶段的女性民族志书写却存在一种缺少开放性的视点，“我”大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性的、本质化了的主体。虽然目前所讨论的只是从学院制度下白人女性人类学家为主导的民族志写作流变，但这一发展揭示出女性在社会政治中被建构的轨迹。根据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的观点，文类是一种“文学传统，表达了作者与某一特别社会公共之间的联系，它最合适的功能就是要指明这一特定的文化”^[71]。对女性人类学者来说，民族志书写需要符合专业要求，实验性写作已将个人的政治融入学术规范形式中。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书写，抑或表达何种倾向，历史对女性人类学者的支配一如她们对它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