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文本发展至今已存在多种文类的表述形式，其中一部分受到女性人类学者自身经验影响而成为如《写文化》所强调的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文类，而另一部分则体现为女性人类学者受到文化建构影响，在不同的位置点上所书写的文化，同样也以文类的形式反映出民族志所诉求的作者权威性。后一种正是民族志研究发生在不同文化社会区域与历史时间的中和作用之时，女性人类学者在共时与历时的交织点中就如何跨越学术中的女性与所研究族群中的女性这二者不同阶级之间的距离所进行的书写尝试。克利福德曾经在《民族志的权威性》（1983）中提出，民族志作者的权威性是影响论著文本形式的首要因素。文本中修辞性技巧的旨意在于如何将所研究他者对象化及对其进行操控，特别是在参与观察者的人格亦被提升到学术规范内这一观点被逐渐接受的环境下。克利福德把民族志书写视为政治性与历史情境性的，传统的民族志表述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面对批评界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提出质疑时受到挑战，即民族志为西方世界对他者文化的凝视。故实验民族志作为一种人类学书写的亚文体出现，打破了著述的文本权威性，这种反文体的理论正是在反殖民的政治与民族立场下出现的。^[51]传统文本的权威与实验民族志之间的区别在于反权威，而一切被采用的修辞策略与惯用方法都是为了解释其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者们认为民族志的权威就体现在修辞、编码、叙述结构及解读技巧上，然而，对民族志权威性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对文本表述的内部分析上，还应考量作为表述、参与观察、历史情境各因素联结点的民族志的政治性。而民族志的“故事讲述”技巧，正是作为民族志中事件表述、书写及权威性体现的目的及意义诉求的实践行为，加深人们对民族志所反映事实的理解。如唐纳·海拉维（1989）认为，人们持续的解读与讲述他们世界中的传说，并赋予这些故事以意义。故事讲述引导人们倾听多方面的声音、观点来完成整个事件的“真实”。^[52]通过故事讲述，人们在过程中获得愉悦，这就需要在阅读中以更好的技巧来接近内容，即民族志的表述。这点与福柯对权力的论述不谋而合，权力引生愉悦，形成知识，生产话语，连接社会整体而并非只有负面的压迫功能。

从这些观点来看，民族志权威性的建立不能离开社会关系的权力情境，只有如此读者才能理解民族志所要表达的对于权力、欲望及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这里针对20世纪初至后期的几个具有历史性特征的阶段里白人阶级女性对美洲土著进行研究的进行论述，在这段期间明显存在着白人女人类学者与美洲土著女性之间关于性别、权力同民族志权威相互作用的力量，在这些书写当中，似乎建立起一种女性家长制的权威，即白人女性学者如何对土著女性进行表述，这种女性家长制的初衷在于研究不同种族的女性文化，然而由于这些女性人类学者受到所生活的社会关系中的权威性力量的制约，她们的研究目的也不可避免地被这种权力所影响而存在需求的差异，导致被研究的土著女性亦成为她们自身欲望的化身。本来的目的是以借鉴他者的文化来实现对自身社会处境的审视与反思，但这一目的却被女性人类学者自己对那段时间内普遍存在的白人性别关系模式的文化理解所影响而造成偏差。这一点在早期女性人类学者的研究经历中非常明显：玛蒂尔德·考克斯·史蒂文森对土著女性的描述体现出白人文化影响土著文化的方式，她同祖尼人的关系并不像她文中所认为的融洽。1879年史蒂文森参与了一场祖尼人庆典，从她的笔记中可以看出她认为自己对祖尼信息受访人来说是顺从的配合者，但同时她却在未被邀请的情况下自行参加了庆典仪式。当她不请自到地来到一个洞穴时，人们却以沉默相对，而她自己则不能理解为何受到如此待遇，并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受到欢迎。根据南希·帕瑞左对她的传记研究记载，史蒂文森告诉当地人，他们有义务帮助自己记录他们的生活信息，因为他们的文化正在被美国白人社会所同化。^[53]史蒂文森似乎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对祖尼人文化的贡献，却忽略了祖尼人是否愿意同他人分享自己的文化经验，她的拯救祖尼文化避免白人文化干扰的热诚影响了她在田野研究时同当地人的关系。这个受伤的结局正说明在早期，人类学者在研究中对沉默所代表的意义的理解并不够充分。她在田野研究中并未能取得一种开放的效果，而是将一方的观点强加在另一方上。虽然后来的其他女性人类学者因接受了更多的规范训练而较好地避免了早期女性研究者易出现的自我意识过度的问题，但在她们的研究中仍然存在西方社会权威对美洲土著社会的预设。这种存在于白人女性同土著女性关系中的困境也成为一种情感纽带，联系着共同对政治上不平等的反抗，虽然这点在民族志中很少被明确表述，但结合写作年代的政治活动特征即可发现这种困惑的局面。

在讨论人类学表述问题时北美西南部女性民族志研究可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民族志实践背后的时代特征与之发展间的关联。存在于白人与土著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表现在民族志中即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对应。性别关系、性别意识同样会被种族、阶级、族裔性等社会关系所影响，女性身份亦为文化的产物。白人女性人类学者的民族志权威性同她们通过文本建构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身份之间的关联，均受到既存性别文化建构的制约，虽然她们不断地与之对抗，性别问题因而变得复杂，女性不仅受到它的规范也同是成为它的实践者。女性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加之在女性身上的诸权力不只是平常所认为的首要来自男性的控制，而且亦会受到由于文化差异及价值分歧造成的女性间的等级问题的挑战。在这些女性人类学者对美洲土著女性生活的民族志中可一窥这一矛盾的欲望，一种既具有权威性诉求又力图平等的复杂关系。(www.daowen.com)

民族志常被认为是反映他者文化的、抑或反思自我的认识论的表述，但它同时也以故事讲述的形式表达了富有时代特征地社会实践，这一实践有两个层面：一是在民族志文本中与故事交织在一起的人类学者的行为；另一层是以作者的身份对故事进行表述的实践行为。如果要对这之间的间隙加以解释，那么读者就可察觉到介于历史与表述策略之间的民族志权威性不仅单一地由民族志作者的声音传达，还通过民族志文本中故事讲述的多重实践一同构成。

白人女性人类学者在20世纪对美洲土著文化的研究中常附带白人统治管理的功能，与土著女性间的友谊同时也包含着在解释中融入自己的学术或政治需要的欲望。这些女性人类学者同他们的男性同事一样，对土著文化是否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一问题并不关注，而是对二者的差异性更为热衷，支持价值差异性及由此达到对己文化产生教育的效果，同时也提倡包容性开放性的政策，视自己的研究为抗争种族主义的行为。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出发点，女性人类学者在理解白人与土著之间的关系时遇到困难。人类学观念中文化适应、同化、传播等理论都是伴随着殖民统治而出现的，受到白人压迫统治的美洲土著成为白人文化中的一部分这样的观点一直以来都出于道德伦理影响而被人们所批评。对白人女性来说，对他者身份的研究可以间接地表达出她们对白人社会中的男性统治的不满。她们将不满转为一种欲望，或清晰或隐晦地投入人类学研究中，通过赋予美洲土著女性生活女性主义的模式将自己转化为理想中的形象，因而美洲土著女性常被赋予人类学意义上的、不同于其他女性存在类型的个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