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化》就文化表征的困境提出了一系列辩论，提出“书写文化”观念，讨论的核心是认为人类家所进行的所谓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实际是民族志作者自我意识投射的表述。因此，民族志作者如同作家一样在撰写文本时也带有虚构的色彩。在反思民族志、新型民族志涌现的期间，人类学修辞的力量已隶属于文本分析一系，否定了民族志为文化之透明镜像的观点的各种设想。因为那种依附于他者既存文字的人类学研究，未给那些同人类学家一起参与到文化书写的人们体现任何主体性权利。学界认为人类学需要更为创新的、对话的、反思的以及实验性写作。“新型民族志”期待可以反映权力中更多深刻的自我意识，并逼真地描述他者的文化的特征，试图减少在以往表述他者文化时常会隐含的殖民性权力关系。而实验型民族志的出现原因也异曲同工，追寻一种将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同世界政治经济过程相互联系的态度。

女性人类学家一直尝试着不同于“男性视角”的研究方向，“重看”世界现实，甚至于要“重写”民族志风格。当女性主义与实验性民族志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以性别和体裁相互交织影响文本写作这一特征之时，民族志的权威性就和不同女性人类学者的权威性相关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书写与女性有关的事件，我们如何把自己放置在文学作品中，就如同我们如何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关联。民族志书写同样如此，女性人类学者书写文化，同样也会被文化所建构。(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