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民族志作者对对象言行关注时，如何有选择地回忆这些时刻、书写及表述分析它们的问题上，需要将回忆作为一项研究方法。虽然，没有写作技巧可以促使民族志作者将完整的田野记忆记录下来，但通过将“重新创作”自己的回忆作为权威来选择性地描述人们的生活并加以整合，是民族志写作的一项重要技巧。在进行民族志文本写作时，民族志作者常需要通过回忆来表述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经历，因而田野经验在回忆环节中具有想象性的特点。民族志作者也依赖回忆对田野工作进行重构与再生产，无论是田野笔记还是分析过程也都需借鉴回忆。而田野重构的方法关键在于如何记忆和记忆的内容，在此时将过去呈现出来。同样，田野调查工作本身也依赖于研究者同受访人双方的经验，需将情感、思想、行为、互动以及相互关系通过回忆展开。田野并非一个给定的实体，不是自然在时间与空间中形成的场域，也不是被发现的，而是通过周期性的互动与回忆构成的反复过程。但这里不是说激进地强调田野是由虚假的现实组成的纯粹建构性的，而是提出一个观点，即民族志文本和研究本身是由集体回忆和个人回忆组成的，而文本是由数据和研究者对田野工作的回忆建构，并运用想象被阅读。如阿特金森和斯尔维曼（Atkinson&Silverman，1997）所说：田野工作经验是通过记忆和回忆录变形而成的独特的自传集。因而在此情景下，民族志也被概念化为集体记忆。^[39]这种集体记忆同社会记忆相关，强调作为整体性的关系，人们的记忆所依赖的条件是由社会关联而成的，而非个人化的概念。集体记忆受到社会结构的作用而被整合在一起，在交互关系中形成。在田野工作中收集的记忆，通过再生产，从而超越了个人化。具有自传色彩的个人记忆中的经验通过社会共享资源被理解与组织起来，如文化、语言和传说故事等。社会因素决定了需要被记忆的内容，并提供了一套普遍的关于如何记忆及叙述的准则。因而，田野也可被理解为经由对记忆和回忆解释的生产。

同样，田野信息也有一部分是由研究者对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对受访人的记忆所建构的。田野中的人们被共同分享的文化理解、讲述记忆的模式所影响，而对记忆的记录则影响了对田野笔记分析。研究者常常需要在离开田野多年后再重新回忆和重述田野中的经验，如主体位置、同受访人之间的田野关系、所发生的事件及情感，并重新分析田野笔记。当研究者记录田野笔记时，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属于田野研究中的一部分，只有通过他者的视角来回忆和重述时，才会较为全面地审视自我所发生的事情。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因此才具有自传的特质，被传记与生活、感情、故事和回忆一同重新定义成为互文性的活动。民族志作者在初次进入田野时的记忆同后期再访会有差异，因而其回忆、田野经验也同自身生活所联系在一起。肯娜（M.Kenna，1992）讨论了她二十多年在希腊岛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对自己与岛上居民之间的关系的自然变化如同自己的传记一般进行了描述：“和同一个地方的同一群人的长时间相处，提供给我一个机会令我能评估我自己的性别、年龄、人生每个阶段、个人历史以及其他对我的田野工作和写作产生影响的因素。”^[40]肯娜在田野中的记忆同她人生三个阶段有关：她第一次进入该地区时是以未婚年轻女性身份，返回田野时则是新婚后，后来又同丈夫和孩子一同回到该地区。她同该地区的居民的互动反映在她对材料的分析中，而这些分析又同她的人生阶段所处位置不同而有相应的关系。田野调查将研究者的生命史和田野中发生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研究过程包括了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期间以及离开后对这段经历的书写的环节。在一段较长时间的研究中，研究者常会描写新建立的关系一直到这段关系变得长久，看到自己所熟悉的人们的改变、成熟、死亡，也对照着描述自己的经验。

然而，在自我人生经历与田野工作回忆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采用长期的或终生研究模式。施瑞维尔斯（Joke Schrijvers，1993）在斯里兰卡做田野调查时，讨论了研究身份与自己的母性身份之间发生的关联。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进行田野工作的经历其实也是她的母性身份的回忆过程。^[41]她叙述了自己的经验和在田野中建立的关系，特别是与其他母亲之间的互动成为主要关系，孩子正是这些关系的基础。因此，很难将她的田野回忆同个人经验分离开。

开普兰（Pat Caplan，1993）在1965年至1985年期间分三个阶段在坦桑尼亚海边一个村落进行田野工作，三次进入田野都是不同的身份。在身份的转换之间，也决定了每次田野工作的主题。第一次田野工作，开普兰并没有对田野中的性别现象产生关注，她回忆道：

最初开始田野旅行的时候，我未婚也没有孩子。在看到村民的时候，将女性视为‘他者’。她们的人生在持续的怀孕、哺乳、缺乏教育，并受到性别区分规则的约束。而我，则将自己定义为可以和男人一样优秀的人，无论是在家还是在田野，都绝对与这些女人不同。我将自己定位为职业女性，而不是在婚姻和孩子的世界中消失掉的女人。然而，尽管我没有真正“看到”这里的社会性别，这段时间内仍然逐步生发出一种对身为女性的影响及局限性的意识，并导致一段对正常的私人生活（结婚）的欲望的反抗和对职业的渴望，这意味着需要得到男性的认可。只有在我返回伦敦后，我才发现那些马菲亚岛（Mafia）女性在集会中参与讨论的权力、仪式中重要的地位以及性别自主性的不同之处。在这一点上，我将她们同我所生活的社会中的女性进行了对比。由于女性主义的影响，也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比较激进。回想马菲亚岛（Mafia）的田野材料，发现当地女性似乎要比西方女性受到更多的尊敬。她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财产和性别身份，虽然不同于男子的地位，但也不完全是附属品，也不同于西方女性，但也不至于情况更糟。

第二次回到马菲亚岛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为了工作而努力。此时，女性主义人类学发展迅速，批评主流人类学中的男性偏见和对女性的忽视，而多数女性研究开始致力于“填补女性信息的空缺”。持着这样的目标，1976年我重新返回当地。现在回顾起来，我当时主要讨论的则是性别问题，并且我的受访人大部分为女性。我迫切希望发现她们的生活以弥补过去我失去的信息。此外，因为需要对西方读者提供描述性的材料，在表现马菲亚岛（Mafia）女性的生活的同时，我特别希望向西方女性展示不一样的女性世界，因为世上不存在西方观念中既有的“自然而然的”或“必然的”生活方式。

第三次的田野调查之行，正值女性主义人类学将关注点从女性转移到性别关系上的时期。通过研究男性来了解女性，反之亦然。相应的，这段时间内我的主要受访人为男性，如一开始我所采取的方法那样。这次揭示出男性同女性在一些事情上不同的兴趣和观点，这也显示了男性在关于女性权力上的权威性。因此，讨论女性生活中的繁衍模式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与两性关系及他们之间的权力分配有关。^[42]

从开普兰在马菲亚岛的三段田野经历中可看出，她对于当地女性的研究视角随着自己的不同人生经历侧重点也不同。研究者个人背景在影响对材料的解读时，同样也脱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塑造，但女性研究者的主体性却在这二重关系中积极发挥出具有个体意识的能动性。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中，人类学强调客体，但开普兰的研究位置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受训过的研究者身份，还同自身主体的因素有关，即作为一个年轻的、受过教育且对性别意识并不强的女性，在发现和收集信息方面而带有局限。在时间中，她通过回忆不断意识到自己在早年因人生经验的缺乏而对一些现象不能全面理解。在学术界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和民族志方法发生转变时，她自身也随之更为成熟，对自己的田野调查法方法进行反思后，自我同他者的边界不再像从前一样分明。

此外，在重读、思考和书写材料时，也是研究者自我反思的过程，研究者的自我在田野中同对象一样也成为研究意义所在。自我变为研究的客体和“他者”，同时，他者也因为熟悉化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田野调查作为生活，或作为工作，这两者之间包含的个人的与学术的、情感的与智性间的关系通常由田野回忆恰适地连接起来。即使回忆常被视为民族志工作的一部分，却属于个人传记类。同时，研究者的自我概念也在文本中通过回忆田野经历逐步形成，这些回忆不仅是发生在田野中的互动，还包括研究者同对象双方对分享这一意义而达成的理解。民族志中的田野调查依赖于在场经验，像自传式的实践一样，民族志写作是关于经验和记忆的，并对这些内容加以修订和编写。田野笔记来自一部分的私人记忆，而记忆是通过分享经验而得的个人化、同时集体化的产物。

民族志生产的过程是回忆的活动，研究者通过收集自己的回忆和田野中各人的回忆进行分析。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1997）认为，回忆是兼具传记性与集体性的。^[43]通过分享社会资源，用文化意义和语言来塑造回忆并将之以需要的模式进行创作。采用回忆的方式对田野场中的信息进行叙述性书写，同时把自传与民族志结合起来加以塑造。这一点类似于认同的叙事转向，认同作为一个过程，是在叙事形式上将自我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整合进行建构的。包含了个人认同与集体认同的整合。研究者在采用回忆的方法对田野材料进行分析和写作时，民族志文本便具有传记意义。经验则是连接两种文类之间的根据，特别是研究者的性别经验直接影响到他/她的主题。女性研究者在回忆描述时，常将日常性、情感性和自我的细节融合在一起。而对男性研究者来说，在表述自我时揭示感性或许意味着不够科学。但是，承认自我和他者的记忆，使我们更好理解民族志生产环节中的信息收集、分析和表述的塑造过程，特别是日常社会生活，在实践同智性的分析中得以被表述。揭示并依赖回忆并非是一种弱势，而是更好地诠释民族志中主体间性特征的研究方法。

【注释】

[1]P.Atkinson，Understanding Ethnographic Texts，Newbury Park，CA：Sage，1992，p.5.

[2]［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3]A.Weiner，Women of Value，Men of Renown：New Perspectives in Trobriand Exchange，Austi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6.

[4]A.Weiner，Women of Value，Men of Renown：New Perspectives in Trobriand Exchange，Austi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6.

[5]Ibid.

[6]E.C.Parsons，Review of Zuni，Kin and Clan，New York，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vol.xvIII，pt.II，1917，pp.i-ii.

[7]G.A.Reichard，Spider Woman：A Story of Navajo Weavers and Chante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7（1934），p.216.

[8]Ibid.，p.217.

[9]See P.Golde，Women in the Field：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p.323.

[10]Ibid.，p.320.

[11]［澳］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12]J.Scott，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1991，in Hesse-Biber，Gilmartin and Lydenberg eds.，Feminist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Method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79.

[13]D.E.Smith，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A Feminist Sociology，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7a，p.46.

[14]J.De Bouzek&M.Deren，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Ethnographer，in Women&Performance：A journal of Feminist Theory，Vol.5，1992，p.15.

[15]J.Van Mannen，Tales of the Frie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47.

[16]G.A.Reichard，Spider Woman：A Story of Navajo Weavers and Chante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7（1934），p.3.

[17]G.A Reichard，Spider Woman：A Story of Navajo Weavers and Chante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7（1934），p.125.(www.daowen.com)

[18]［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周晓虹、李姚军、刘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页。

[19]R.Lederman，Pretexts for Ethnography：on Reading Fieldnotes，in R.Sanjek ed.，Fieldnotes：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New York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72.

[20]Ibid.，p.75.

[21]A.Coffey，The Ethnographic Self：Fieldwork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London：Sage，1999，p.121.

[22]R.Landes，A woman anthropologist in Brazil，in P.Golde ed.，Women in the Field：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s，CA：Unviervi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pp.118-142.

[23]在该文中，小节标题亦可反映，如：“庆典的观察”“死亡的观察”等。

[24]R.Benedict，A Brief Sketch of Serrano Culture.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26，No.3（Jul.-Sep.，1924），1922，pp.366-392.

[25]See B.Babcock，Not in the absolute Singular：Rereading Ruth Benedict，in 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Vol.12 No.3，1992，pp.39-77.

[26]［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79—80页。

[27]［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28]J.F，Gubrium &J.A.Holsein，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58.See A.Coffey，The Ethnographic Self：Fieldwork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Sage，1999，p.97.

[29]刘邵华：《女性主义人类学者的情绪性书写于书写情绪》，参见［美］露丝·比哈：《伤心人类学》，黄佩玲、黄恩霖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v-vii页。

[30]［美］露丝·比哈：《伤心人类学》，黄佩玲、黄恩霖译，第223页。

[31]转引自同上书，第9页。

[32]［美］露丝·比哈：《伤心人类学》，黄佩玲、黄恩霖译，第218—219页。

[33]［美］露丝·比哈：《伤心人类学》，黄佩玲、黄恩霖译，第220—223页。

[34]E.Leach，Glimpses of the Unmentionable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3，1984，pp.1-23.

[35]G.A.Reichard，Spider Woman：A Story of Navajo Weavers and Chante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7（1934），pp.252-253.

[36]J.Lofland&L.H.Lofland，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CA：Wadsworth，1995.

[37]M.Wolf，Chinanotes：Engendering Anthropology，in R.Sanjek ed.，Fieldnotes：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NY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346-355.

[38]J.Lofland&L.H.Lofland，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CA：Wadsworth，1995.

[39]P.Atkinson，&D.Silverman，Kundera's Immorality：the Interview Society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Self，in Qualitative Inquiry，3（3），1997，pp.304-325.

[40]M.E.Kenna，Changing Places and Altered Perspectives：Research on a Greek Island in the 1960s and in the 1980s，in J.Okely，&H.Callaway eds.，Anthropology and Autobi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2，p.161.

[41]J.Shcrijvers，Motherhood Experienced and Conceptualized：Changing Images in Sri Lanka and the Netherlands，in D.Bell，P.Caplan，& W.J.Karim，Gendered Field：Women，Men and Ethnograph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p.143-158.

[42]P.Caplan，Learning Gender：Fieldwork in Tanzanian Coastal Village，1965-1985.In D.Bell，P.Caplan，& W.J.Karim，Gendered Field：Women，Men and Ethnography，London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p.177-180.

[43]P.Atkinson，&D.Silverman，Kundera's Immortality：The Interview Society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Self，in Qualitative Inquiry 3（3），1997，pp.204-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