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布尤姆和赫斯汀（Gubrium&Holstein，1997）提出对经验的重视挑战了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数十年来，很多质性研究被指出对内心情感的忽略，过去的理论和方法论都不能对情感的研究提供帮助。^[28]这里提出了对情感以及内在经验需给予重视，并将之作为一项质性研究的方法。他们认为在研究场景中应当将研究者的在场与情感都列入研究的范围，情感性的民族志是对质性研究数据分析的产物。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同田野材料的关系逐步变得具有一定亲密性，并运用自身的情感来与之呼应。

露丝·比哈（Ruth Behar）在《伤心人类学》一书中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同研究对象的遭遇联系在一起进行“易位”（displacement）分析，真正做到了人类学的精髓：即从认识自己来认识他人，并借由他人来认识自己。她认识的方式是感性与直观的，而不是条理分明的叙述路径。如刘邵华在该书中文译本的序言中所总结道的：

在第二章《死亡与记忆：从圣玛利亚山城到迈阿密海滩》中，露思将自己面对所爱的外公即将撒手人寰的恐惧，转移到一个西班牙山城的受访者身上，成为当地死亡行为的观察者。透过这种易位去面对死亡。直到外公过世后，她才返回家面对哀伤。这种透过处理他人的苦痛来面对自己的痛苦，从他人回到自己的这段旅程也是一个自我治愈的理解的过程。而第三章《我的墨西哥朋友玛塔》则从自己的生活中敏感地观察性别在他人或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痛苦与观察者自身贴近，因而她感叹“有时，人类学家离家太近了”。接着在第四章《裹着石膏的女孩》中，人类学就已经贴近露思，进入了她童年的恐怖记忆，九岁时，一场车祸让露思完全裹着石膏躺了一年，那一年当中她的身心所受的创伤，才在这篇文中透过她的情绪发难，归于平静。第五章《前进古巴：离散、回归与绝望的民族志书写》，露思又以一种跳跃错置但吸引人的方式，把她的古巴乡愁与人类学生涯联系起来。最后一张她总结了《让你伤心的人类学》，她总是清楚的意识到自己身为边界女性的特性：介于各个地方之间、各种身份之间、文化之间……界域与跨界让她“欠了智性上的债”，所以总是得面对焦虑。文中她也表示，连人类学者的身份与认同也处于危机。^[29]

这里可看出，比哈的文本书写不同于以往许多以科学性或客观性为要旨的经典民族志要求。在田野工作中对自我进行分析的讨论和反映的文本同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有直接的关系。从田野材料到观念、再从观念到理论的过程通常很难分析，因为数据可以被编写、模式化、整理，而理论也可以被测验是否符合事实。材料分析是为文本主题内容、形式或结构而服务的。因为分析包含了更多研究者的主观情绪，因而备受传统文本方法维护者的批评。特别是女性主义的民族志书写中所带有的这种实验性特质，在过去一些人类学者看来会过度偏离该学科以了解整体文化模式的初衷，或过度专注于民族志作者本人的自我分析，故而陷入自我中心主义。这也是比哈的这本民族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后备受争议之处。然而，对信息加以情感性的分析却能帮助读者理解文本中所传达的社会意义，她本人在书中结尾处说明：

我认为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之后，在当前文化人类学及女性主义书写中，出现与情感结合的努力并非偶然。我想我们所看见的是，标示我们还无法定义之中介空间的努力，那空间是介乎热情与理智之间、分析与主观之间、艺术与生命之间的边缘地带。……但真实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其他严厉而非冷漠的批评形式；不对净化（catharsis）免疫的批评形式。^[30]

这种同情感相联系的学术分析，对于多元化、他者文化社区生活的想象，提供给不论研究者、或读者运用主观能动性的基础。如乔治·马尔库斯在《感伤的公民》（2002）一书中总结道：

民主政治不能仅仅是一个冷静审议的空间。它同时必须是一个感觉的地方，一个能够吸引并且使观众投入的地方。只有如此，它才能为新的可能性创造出先决条件……只有同时处于情感和理性的境况下，民主政治里的公民才能在最佳状态，也才能是最优秀的。他们能有这样的成果，因为他们能感觉也能思考。^[31]

此处马尔库斯的目的虽然是指出情感可以激发公民采取多元的理解能力以实现民主政治，但这种“易位”“移情”的效果同样可以适用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研究者观察参与到对象文化时，藉由具有差异性的情感表述及想象、创造性来建立更为全面的文化模式。并且，这种整体的社会文化亦可被不同阅读的个体所理解与尊重。

比哈在书中也提出另一个思考点，即研究者的性别不同对于情感分析与书写是否有差异？雷纳多·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在《悲伤与猎首者的愤怒》中，将自己在菲律宾做田野时同为人类学家的妻子米雪儿不幸去世的经历，出于感同身受的愤怒与悲伤，他对所研究的当地伊朗革族（Ilongot）猎首者的特性产生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凭借记忆与伊朗革族的哀伤产生共鸣，“藉由从悲伤中勇敢的书写，雷纳托·罗萨尔多在似乎不可能重返之际，回到了人类学”。然而，罗萨尔多受到严厉的批判，批判者认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情感主义”，实际上这却是基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文化，并且民族志调查将早期的客体（他者）视为主体（研究者），这种超越观察者的意识形态的趋势过于强调个体经验，但这却是无法确认的。批判者借用罗萨尔多亡妻关于情感研究的论点来批判他：

这项斥责是以米雪儿·罗萨尔多之名进行的。雷纳托将哀痛视为仪式中某种无法崩解之物，“因为情感是原初、真实且根本的人性”。然而，米雪儿主张，“情感最初是藉由例行公事与意识的机制产生”。米雪儿的死“最终允许”雷纳托“批判她”……他（批判者）坚持不理会朝向主体性的新转变，“人类学需要一个客体”，这个客体就是米雪儿死去的身躯，她的无生命的躯体保证了主题（民族志中的自我）立即改变了位置，人类学藉由她死去的身躯发现了“自我”。^[32]

比哈则从女性位置的思考来为“敢于赋予情感特权、成为女性——即以女性文化逻辑所界定的女性，以我们对自身书写的性别归类方式下的女性”的雷纳托·罗萨尔多进行辩护，认为观察者的立场在社会分析、包括文学分析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不能脱离自身个体经验的影响。比哈是脆弱的，她在听闻米雪儿的死讯后感到害怕，并提出质疑：

我想这样一位强健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怎么会死在田野中，在那里身为女性的我们只能充当“名誉男性”。你可能在从事田野工作时死去，而且死亡的危险是真实的，因为比起与我同时代的人一起面对自己的有限性，田野工作不会比较容易。

……他们使她关于情感的作品与其悲伤的丈夫的作品相互较量。他们谈论她的方式是只把她视为躯体。对我来说，雷纳托则从未这么做，在哀悼及治愈的错证，他将米雪儿的生命和工作面向整合到自己的生命和工作中，包括她的女性主义、她对情感之语言的关注。

……《悲伤与猎首者的愤怒》发表之后，雷纳托积极地以墨裔美籍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并发表他作为探讨美国公民身份意义之理论家的立场。他过去不从墨裔美籍人士的边缘观点来从事在菲律宾的研究，而是依据哈佛训练的人类学家观点，这观点深受经典的文化概念（只能在原住民的土地上述说原住民）所影响，此文化概念与边界（borderland）无关。^[33](www.daowen.com)

从比哈为雷纳托·罗萨尔多的辩护中可看出，人类学研究应当建立在鲜活的经验基础上，而并非只是从理论的高阁上阐释生活。而人类学家也是鲜活的生活经验环节中的一个主体，情绪性的因素在日常生活事项与学术研究活动的边界中不断游移。尽管主观性的因素被要求尽量避免，但却在某些情境中会促进研究者在研究中的理解与解释力度。米雪儿生前关于情绪的理论性、制度性的观点，并未能真正解释雷纳托在丧妻之后的情绪。而这种同机制相对立的本能性的情感，却促使雷纳托的主体性身份从制度化了的学术视角转向内部自我的族群性意识上。在田野环境中面对特定的事件或关系，研究者情感性的回应是田野经验的核心的一面，对于帮助研究者理解有重要的作用。而对比哈来说，则产生类似交互移情性的作用，通过雷纳托的悲伤，正视自己在整件事中所产生的情绪，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让人伤心的人类学就不值得从事”。显然，移情是体验情感的多维度的一种有效方式，作为理解的模式来补充人类学研究中经验性和解释性的工作。

从进化论角度看，情绪属于人的自然属性，而自西方二元传统的划分来看自然本能同文明是相互对立的两个范畴。这种属于不确定性的特质与“野蛮”文化相连，文明的特质则是理智化，理性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早期人类学是建立在进化论的理论上发展的，研究主旨则是需要在杂乱纷繁的情绪、感性现象之中建立系统性的、理性的范式。19世纪人类学著作都旨在对文明社会中的制度与模式进行分析，并且在民族志的田野研究中也很少关注情感性方面，对民族志作者自身的情绪更加不会报道。直到后现代转向后开始将民族志作者的主体性作为影响研究的一项因素，才开始认可情绪性、不确定性作为民族志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存在。

女性人类学家民族志文本却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作为田野经验自传式情感的表达的分析技巧出现，后来一直被作为女性主义研究所推崇使用的方法，但这一特点也是早期女性民族志作者一直被批评缺乏客观性而被边缘化的原因。不论在倾向于选择感性的研究主题或同受访人建立关系、还是试图采用理解的方法来解释材料，情感性的投入也涉及女性研究者的自我在研究过程中的定位，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在《英国社会人类学中不能不提到的几点》（1984）中，认为每个人类学家在田野中能看到其他观察者所看不到的事物，这正是人类学家自身个性的反映。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其实自身个性的反映。^[34]分析的过程是研究者情绪代入以及对自我的开发。

在《蜘蛛女》（1934）中，理查德将纳瓦霍人的价值观、自己的价值观一同交织在一起描述，不同于当时其他的民族志平铺直叙的表述方式。在她讲述自己得知玛丽亚病重时找寻吟唱者进行纳瓦霍式的仪式而非去医院的矛盾的情感时，尤其明显。波因特（Red Point）告诉她：“你看我们不能送她去医院。有一个年轻的歌手昨天下午死在了那里。”她接着描写了她的反映：

我很震惊，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祖母不可以去医院，一个死过人的地方是被诅咒了的。如果还有人被送去那里，那么就是走上了绝路。我知道，尽管他们没有明说，年轻歌手是第四个死在那里的人。在考虑一番后，我建议：“那么，我们可以请一个医生来看她吗？

但尽管理查德尽了全力仍然没有找到医生。最后不得不帮着家人一起找寻了一个合适的歌手。在这里通过对话，及她自己的内心独白一起呈现出纳瓦霍文化的精神信仰同她自身文化的冲突：

在找不到医生的情况下，我的心从最弱的怜悯和同情达到苦味和辛酸的极限……无奈只有信命，不得不请来吟唱者，看着玛丽亚徒劳地在风中洗着头发。在我看到她的静憩再次被扰乱时，刹那间的愤怒也已在绝望中平息。当她不得不根据那种治疗法坐起身来，吟唱者在她身边，吹着浮在水面上的被当作药物的松叶，而她却受尽痛苦仍在坚持。^[35]

一个白人女性对纳瓦霍生活经历同对这种生活的“感觉”构成整部人类学话语文本，这种结合在当时的民族志写作范型中很少见。相比男性人类学者，女性人类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对情感的关注，因为其中可以投射自身对特定情境的感觉。将自己投入研究框架中，用互动作为自己对所研究文化的理解。这种方法因为契合女性主义思想中平等的理念，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广泛使用在针对女性研究对象的研究中。

罗夫兰等（Lofland&Lofland，1995）提出将一种将焦虑、绝望等经验融入情感分析的方法，应被接受为正常的分析过程的一部分，而各种情感也都应被视为社会化表征来分析。^[36]情感性的分析帮助研究者将田野笔记发展为民族志文本，在对田野笔记的阅读、重读反复理解的过程同时也兼有了分析的成分。比如，沃尔夫（Margery Wolf）同丈夫在中国一户家庭中作记录时，重新整理了行程笔记和访谈资料，并对照了丈夫所作的记录，发现他们所有记录都是没有意义的。沃尔夫回忆起自己在对田野笔记分析过程时的一些内心挣扎：

我模糊地意识到在我第一次于台湾进行田野工作时发现女性是被忽视的，但自从我的学术同女性主义开始产生关联后，就对男性范式失去了兴趣。我同女性一起活动，对家庭的理解也同她们一致。当我开始写作时，阅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家庭生活的书，同时记录田野笔记，也开始了我最终的纠结。在写作《林家》时，我假设在某些程度上女性对家庭的不平常的影响力，而这些都是根据林家女性不同寻常的强烈的个性表现得出的结论。但当我开始把目光投向其他家庭时，我的田野笔记则不同于先前所记中的范式，所记录的言论都不同于原先既有的规范。人类学者弗里德曼（Freedman，1970）讨论了中国家庭中父—子关系与兄弟—父亲两重关系间的张力，而我将婆媳之间的斗争作为家庭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形式来对抗一般将男性主导的环境视为主要研究模式。我意识到我必须忽略我的笔记并将林家的女性视为特殊的个案，或者放弃我的前见，让我所熟识的女性提供给我她们对中国家庭阐述的版本。

但这只是我一半的矛盾，另一半来自我女性主义的观念时常影响我的意识。可以回想起这些年对女性地位的受压迫、次属地位的处境的抗争，又一次的，女性的声音出现在我的田野笔记中并带给我问题。受压迫的女性是被动接受自己命运的，而她们不是，也不视自己为弱势。在我笔记中的女性比标准文本中中国家庭所设想的女性形象更具有分析性。^[37]

沃尔夫将自己同时作为人类学家和女性主义者的个人智性成长和发展融入了对材料的分析中，在反省自己的数据分析和写作的过程，也是个性、情感与学术身份不断产生矛盾的过程。当研究者进行分析时，自身个性化的特质同时也展演在此过程中。重读、解释信息的过程也是民族志作者自我的情感活动同智性相互作用的活动。深度分析提供给研究者对田野材料深度了解的机会，也使得研究者可以发现与重新发现研究对象。不仅在对现象的分析上，也适用在对理论的检验上，这也是研究者进行自我反思的一种途径。

但是，承认经验中的情绪性，分析者同数据、笔记和想法的近距离亲密的关系，也使得分析同个人相关，因而可能成为一个个体化的行为。田野调查通过分析而个人化，研究者决定主题、模式、叙述方法以及何为重要、何为隐藏的信息。因此分析同研究者如何感知自我、材料、信息以田野紧紧相连在一起。女性研究者，因为女性、学者等多重主体身份，常在对关于女性对象有关的材料信息进行分析时无法避免将自身的情感、形象以及行为作为田野信息的一部分而给予相应的解读。分析中的自我同情感的不同维度可以在研究者进行自我分析与民族志分析时所做的平衡中反映出来。罗夫兰等人建议虽然从田野工作的角度看可能是情绪化的，即使研究者可以将这些压力加以整理，但这样既不能在认识论上有所帮助，也不能鼓励田野研究者的潜能开发。^[38]研究者情绪的分类有恐惧、掩饰、欲望、诱惑、同情等，这些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产生于研究者情境化的经验，还在研究者同受访人特定的关系的互动中形成。虽然涵盖了很多原因，却并不能直接对研究者提出如何有效地在田野场中处理情绪与生活的建议。但实际上，在文本中情绪又同分析的写作过程结合在一起，尽管这些感觉性的内容在文本中很少被描述和探讨。只是，这些经验对于女性研究者来说并非都是独特的，特别是在对女性研究对象进行的参与观察或访谈时，女性研究者常难以将自我同对象的关系疏远开来，但在材料分析时却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保持客观性。这种矛盾的情感张力正是女性经验得以可能具有普遍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