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观察与开放式的访谈相呼应，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信息以及对参与者价值观的了解，同时也培养了信任感和亲密性。作为一个“社交过程”，田野工作从起始设定田野角色，到收集数据再到分析，每一个环节都是人际间互动关系的体现，尤其离不开研究者的角色。在田野场中，自我经由个人的配合与双方互动共同塑造而成。田野关系不仅影响到研究者收集信息的质量，同样对研究者在田野场中形成的经验和回忆有重要作用，可以被视作研究者如何保持自我的中心位置的过程。近藤（1990）的研究中提到田野环境对自我身份重新定位的要求。在日本的寄住家庭中，她感到自己被重新定位成作为日本人的身份，而她的其他身份——美国国籍、女性、学者、人类学家的角色则全部让位。虽然是作为日籍的美国人来研究日本社会，她仍然感到自己缺乏成为日本式的自我身份的文化能力，无论是行为还是表现上。这一重塑自我的过程也成为她与寄住家庭互动的表现。进入田野前的自我感受到来自田野中新角色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她本人的前见的经验、田野中的互动关系的共同作用。寄住家庭要求她成为一个具有多重文化意义的角色，包括名誉的女儿、学生、客人、具有慷慨美德的日本人。近藤意识到这一要求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是人类学规范要求研究者尽量浸入另一种文化增加了她渴望获取日本族群性的自我身份；另一方面，寄住家庭也同样对她做出要求：

总是有理由把我转变成他们的形象，教导我，虽然很温和却非常坚持地要把我改造成合日本人行为标准的样子，这样我的外表就可以和我的文化相统一了。我挑战了他们对身份的观点，一个人怎么可以看上去是日本人但却又不是日本人？我的不恰当的文化表现，带给遇到我的人混乱与无意义。他们试图对抗这种不和谐并想尽力改造我。因此，我头九个月的田野工作是在通过重塑性格，努力缩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如同和我的受访人之间密谋好一起重写我作为日本人的身份一般。^[75]

这一对研究者的个体经验的塑造过程不只是被动的，还有互动和协商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研究者对田野场景中民间文化的同化过程，同时也是被田野中他者所给予的文化知识和身份意义建构的过程。人类学者在田野中重塑自我是一个普通的经验，虚构的亲属关系也令他们自觉或不得不对自我有新的认知。虽然，这种受到性别和种族因素建构的身份问题并不只是发生在女性人类学家的田野研究过程中，但却因为男性内部和女性内部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因而由女性（并非全部是女性主义者）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与男性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存在差异。如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1978）指出，当女性研究年长者，或女性研究女性时，她们总有一种“照顾”的冲动，而对方也给予积极的回应。^[76]

一般而言，同采取自我重塑方法相反的另一种是采取匿名的关系。《回到欢笑》的作者劳拉·博汉浓在该书第一次出版时采用了假名埃莉诺·史密斯·博文，以致这部作品一直被视为民族志小说。该书描述了作者在西非的丛林部落的经历，采取匿名的方式可以被理解为，来自西方文明的人类学者面对野蛮文化陌生感的凝视姿态。在开篇这样描写道：

卡车在污浊的泥土路上交替着颠簸打滑地前进，在昨晚下过雨后，湖里的泥混着焦红的土壤导致了这样的状况。路两边是草地，枯死的灰色杂草同绿色的山药田地、棕色的新开垦的土壤映照在一起点缀着他们的家园：环绕着的圆形木屋的茅草房顶好像晚餐铃，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半圆的光。男人和女人们都在田里拔草。他们朝着我们到来的吵闹声方向挥舞着拳头，Sackerto告诉我这是他们表达欢迎的方式。我也朝他们挥了挥拳。^[77]

在开篇介绍中的这段场景文字，建构出完全陌生化的田野，同时也表明人类学家的疏离感。在偏僻的遥远的田野场中，人类学家必须学会忍耐：

太阳升得很高，长长的草遮蔽了任何风景和清风。搬运工开始唱歌，我的情绪性的压抑消失了。看着文件盒子顶在他们的头上，让我感到自己好像身处于一本古老的探险者的书中。真实情况是，我并未在一个传统的风俗当中，既没有长裙也没有羽毛头盔。画面里都是短裤和靴子。很难感到自己是一个穿着棉布裙、网球鞋、戴着太阳镜、草帽背着单肩包在冒险的人，但是我还是设法调整自己。我甚至设法让自己感到满足，并经历他们的生活。在我刚被告知要涉足一条小溪时，我的球鞋就被水漫湿了。^[78]

贯穿文本，博汉浓一直在捕捉自己作为陌生人的被异化、忍耐和质疑的感觉。尝试用局外人的视角对他者文化进行描述，当她和当地人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后，她的位置则成为一个远距离的边缘的土著。她将关注点放置在亲近与疏离之间：

我不断地被给予武断的建议，直到我几乎不再听取，但我也对我的忽视态度感到抱歉。我也不总是感到自己有专业的自信的感觉。还没有设计好研究计划，我就已经被从一处田地赶到另外一处，或被责骂不守规矩。还没有把我的受访人训练好，我就发现自己常被人们在闲暇的时间作为打发时间的对象，他们告诉我他们感兴趣的或想让我知道的事情。

……我的大多数道德困境常出现在我的工作处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让我感到自己像一个骗子：一个他自己并不相信或假装相信的人。但这一实情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对自我的真实远远不够，自我可能是不好的或需要改变的，或开始对新的陌生的东西有所注意。我已经开始改变。无论人类学对世界有何价值，或我的工作对人类学有何价值，这一经验已经改变了我自己——我原先以为会不利于我的记录的事情已经开始。^[79]

博汉浓的例子代表这样一种观点，自我是根据环境中存在的特定关系类型而进行塑造的。或亲密或疏离，都提供给田野研究鲜活的个人经验，并不存在统一的研究模式。本杰明·保罗对参与观察曾有这样的论述：“参与暗示情感的卷入，观察则需要超然的心态。同情他人同时又保持科学的客观性，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民族志作者相信，这种同时具有移情作用又需要保持距离的研究方法，能够产生反映土著自身观点的数据，并成为人类学知识的重要模式。”^[80]传统对于作为研究者的自我，在面对他者时的唯一要求即是应当把握客观性。而对于将自身完全投入情境的田野工作者来说，自我已然在抵触客观的成分，将主观的认知提升到田野工作中的主要地位。田野调查体现着人类学这一学科的独特价值，人类学知识很难达到超然的客观与科学。人类学家在重塑自我身份的意义提供给学科的经验，是发展至今“土著化”（going native）已经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不同的进入田野的方式和获得知识的位置的思考。这里并非否认传统人类学中进入田野理想模式的有效性，而是思考更多对于自我身份的挑战和在田野产生的自我意识如何作为一种方法论。

近藤的案例表明自我身份重塑是建构田野关系的重要部分，在将身份分解化后重新分析整个研究过程，她开始主动将自己视为日本人，接受了田野赋予自己的文化角色。当她在一家商店的橱窗上看到自己的形象正是一名典型的年轻日本家庭主妇时，她对自己固定的身份产生了危机意识：

身份的瓦解就在这么瞬间，让我开始重视存在于文化和身份多样性之间的差异：研究者、学生、女儿、妻子，日本人、美国人、日籍美国人。为了重新恢复我作为美国过研究者的自我，我感到需要将自己从重写日本人的身份的密谋之中撤离出来。^[81]

近藤对自己身份的分解的解释是由于研究者和土著化双重性在研究过程中被逐步塑造的结果。在意识到自己固定的身份受到威胁后抱着“在我被完全变形之前逃出去”的想法，她搬出了寄住家庭一个人住在公寓，某种意义上讲，是同先前的自己重修亲近关系。在田野工作开始时担心自己不能很好地进入田野或不能被对象文化所接受是更为普遍的关注。但随着田野工作的长度增加，使研究者对自我的意识削弱而陷入混乱的危险。但身份的不断分化重塑又回归的过程，也是田野研究为人类学学科所是之所在。

虽然在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者一方有主张完全融入所研究场景的传统，认为这样才能对所要求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斯泰西（1988）在《是否存在一种女性主义的民族志方法》中提到，其实不可能有完全的女性主义方法，但是可以因为对女性视角的应用而增强对文化的解释力。^[82]而田野中的个人经验又是多元性的，尤其现代意义上的田野已经同传统发生巨大变化。正如克利福德所指出（1997），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始终被呈现为社会学与民族志方法重叠的部分，即某种需要深入的、拓展的、相互交流的某地的空间实践。^[83]非传统的民族志学者，可能也会感到有必要在其田野研究中制造某种异国情调和遥远距离的托词，以符合旧有的传统。黑谷泽在开始对本国的女性进行研究时，对自己的田野空间和时间的暂时性感到不安，怀疑通过这种形式的田野工作所获得的知识是否有效，为自我权威的问题感到焦虑。但后来，她意识到田野中距离的意义：

我的“田野”每天下午六点整结束。我们聚会的房子得转换成另一种用途，因为我们女主人的丈夫不久要回家。这就好像是在歌舞伎剧场中那些戏剧性场景变换中的一幕，整个布景颠倒过来，消失在地下室，为从舞台下端出现的新的布景让路。

……我扣心自问这种短暂的会面是否构成真正的田野工作，我还担心如果不借口与受访者生活在一起或沉浸在研究对象的文化中，是否会获得较少的学术资本。

……尽管民族志学者所获得知识总是局部的，但问题依然是，这种代替的方法是否和传统的参与观察一样，能够获得关于人们生活深入的、近切的知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所用来“了解”我的受访者的方式，与他们彼此“了解”对方的方式也没有什么不同。

……每天傍晚，她们各自回家，我们的交往并不总是带入到她们各自的家里。如果我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流动的、暂时的，那么纯粹为了人类学的传统，而创造一个共处的局面，这本身就是不自然的和武断的。虽然在这些变换的场景中所收集的民族志资料，在某些方面，与我在一个更为传统的田野工作场景中所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代表了我所工作的领域。没有哪位田野工作者能够“获知”她的受访者的生活全部。^[84]

在解决自己与女性受访人之间的关系的亲疏问题上，黑谷泽认为并未由于相同的性别和种族身份而使得“亲密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虽然这些条件使她可以便利地适应一个同性交往的场合，但也是“经过反思和协商的结果”。这说明今日人类学知识的主体更加多元化，而不仅仅是限于《写文化》中所指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问题所可以代表的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

由上可见，女性研究最具特色的，是研究者在同被访者的交流中逐步得到信息，提炼主题，而非一开始严格遵循问题预设。特别是在同女性被访人之间的互动中，女性研究者多采用经验归纳的方法来观察对象，出于共享的经验而发现更多的信息，通过总结进而得到关于女性经验的知识。相对于传统研究范式中的主题假设，或以呈现客观真实的学术伦理为要求，研究过程更具有开放性。同时，在材料数据的获取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双方更具有主动性的投入，也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多样性，从一定意义上保证了客观性的学科诉求。虽然研究者同研究对象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性，研究者的个体主体性、学术主体性都会带来一定的限制，但女性主义本身的批判反思态度，也正契合了这种研究方法的主旨。田野环境本身是由研究者同对象共同建构的场域，女性身份对田野关系具有塑造能力，同时又在田野场中得到建构。女性主义方法的田野研究并非要重新确立一个学科规范，或挑战作为学科存在的科学性诉求，更重要的是在对话、倾听以及观察中的权力让渡中所反映出的研究意义，即女性主义研究者在研究中还必须保持批判的态度，不断反思，尽可能审视环境本身是怎样影响其女性身份的，同时女性身份又是怎样对她们研究环境的能力产生影响。女性研究者的身份本身也是自己所研究内容的一部分，这或许是女性对民族志知识生产的贡献之所在。

【注释】

[1]See N.J.Parezo，Anthropology：the Welcoming Science，in N.Parezo ed.，Hidden Scholars Women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Southwest，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3，p.35.

[2]Ibid.，p.36.

[3]L.Easterday，D.Papademas，L.Schorr，&C.Valentine，The Making of a Female Researcher：Role Problems in Fieldwork，in Urban Life，1977（3），pp.333-348.

[4]See S.Reinharz，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译文参见孙中欣、张莉莉编：《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0页。

[5]J.Finch，“It's great to have someone to talk”：the ethics and politcs of interviewing women，in the Bell and Robert eds.，Social Researching：Politcs，Problems，Practics，1984，pp.74-76.

[6]R.Rosenberg，Beyond Separate Spheres：Intellectual Roots of Modern Feminism，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178.

[7]祖尼人的圣湖之下，与西方文化中的天堂同含义。See Elsie Clews Parsons，A Few Zuni Death Beliefs and Practices，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Vol.18，No.2（Apr.-Jun.，1916），pp.245-256.

[8]Gladys Reichard，A New Look at the Navajo，See L.Lamphere，Feminist Anthropology：The Legacy of Elsie Clews Parson，in American Ethnologist 16（3），1989，pp.518-533.

[9]R.Bunzel，The Pueblo Potter：A Study of Creative Imagination in Primitive Art，Dover Publications，1972，pp.5-6.

[10]H.Powdermaker，Stranger and Friend：The Way of an Anthropologist，New York：Norton，1967，pp.108-119，183-198.

[11]R.Edwards，Connecting Method and Epistemology：A White Woman Interviewing Black Women，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3，1990，pp.477-490.

[12]C.A.B.Warren，Gender Issues in Field Research，London：Sage，1988.

[13]比如Firth（1936：495）中总结Tikopia女性之所以不参与同性恋行为是因为她们有很多可以选择的男性伴侣。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建立在自己自然的对异性恋的属意之上。

[14]R.Reitered.，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5，p.12.

[15]第一本关于女性同性恋社区的民族志是由一位非女性同性恋者黛博拉·沃尔夫（Deborah Wolf）所作，但她的研究进行得很困难，因为她对所研究的旧金山地区的女性同性恋者社区的具体范围和人数无法明确掌握。参见K.Weston，Lesbian/Gay Studies in the House of Anthropology，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2，1993，pp.339-367.

[16]S.Krieger，The Mirror Dance：Indentify in a Women's Communit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of Sociology，1983，pp.ix-x.

[17]See E.Lewin，Writing Lesbian Ethnography，in R.Behar，&D.A.Gordon eds.，Women Writing Cul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325.

[18]S.Long，Travlelling Women：Doing a Fieldwork Project on Gender Variance and Homosexulity among North American Indians，in E.Lewined.，Out in the Field：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1996，pp.86-108.

[19]Kennedy and Davis，Boots of Leather，Slippers of Gold：The History of a Lesbian Community，New York：Routledge，1993，p.16.

[20]Kennedy and Davis，Boots of Leather，Slippers of Gold：The History of a Lesbian Community，New York：Routledge，1993，p.18.

[21]L.Nader，Mexico（Oaxaca）Zapotec Lebanon/Shia Moslems：From Anguish to Exultation，in Peggy Coldeed.，Women in the Field：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p.113.

[22]L.Bohanan，Return to Laughter，New York：Anchor Books，1964，p.205.

[23]M.Giovannini，Female Anthropologist and Male Informant：Gender Conflict in a Sicilian Town，in Whitehead&Conaway，ed.，Self，Sex，and Gender in Cross-Cultural Fieldwork，University of Illinois，1986，pp.103-114.

[24]［美］帕蒂·凯莉：《尴尬的亲熟关系：墨西哥都市中的卖淫、政治与田野工作》，见［澳］林恩·休谟、简·穆拉克编：《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龙菲、徐大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25]P.Golde，Women in the Field：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p.78.

[26]H.Powdermaker，A Woman Going Native，in Strangerand Friend：The Way of an Anthropologist，New York：Norton，1967.

[27]R.Shulamit，Experiential Analysis：Acontribution to Feminist Research，1983中提到“女儿的角色”使女性人类学者有时处于被保护状态导致她无法深入进行一些场合的研究，并且女性人类学者也会在调整身份时会代入对田野家庭长辈的愧疚感。In G.Bowles and R.D.Kleineds.，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Boston：Routledge& Kegan Paul.，1987，pp.162-191.

[28]G.A.Rerichard，Spider Woman：A Story of Navajo Weavers and Chante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7（1934），p.156.

[29]Ibid.，p.35.

[30]J.Birggs，Kapluna Daughter：Adopted by the Eskimo，1977，p.65，in Robben and Sluka ed.，Ethnographic Fieldwork：An Anthropological Reader，Blackwell Publishing，2007.

[31]Ibid.，p.78.

[32]M.Shostak，Nisa：The Life and Words of a！Kung Women，New York：Vintage Books，1983，p.19.(www.daowen.com)

[33]D.Kondo，Dissolution and Reconstitutaion of Self：Implications for Anthropological Epistemology，译文参见孙中欣、张莉莉编：《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第338—389页。

[34]S.Harding，Whose Science？Whose Knowledge？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Cornel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213.

[35]［美］伊达·费得泽拉：《越过“西方世界”与“其余世界”：在泰国北部进行非西方的、非土著的民族志研究》，见［澳］林恩·休谟、简·穆拉克编：《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龙菲、徐大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43—60页。

[36]H.Powdermaker，Stranger and Friend：The Way of an Anthropologist，New York：Norton，1967.

[37]R.Landes，A Woman Anthropologist in Brazil，1970，in P.Golde ed.，Women in the Field：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119-142.

[38]R.H.Wax，Gender and Age in Fieldwork and Fieldwork Education：No Good Thing Is Done by Any Man Alone，1970，Social Problems，Vol.26，No.5（Jun.，1979），pp.509-522.

[39]Ibid.

[40]M.Strathern，An Awkward Relationship：the Case of 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Signs，12（2），1987，pp.276-291.

[41]See S.Reinharz，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译文参见孙中欣、张莉莉编：《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第326页。

[42]See S.Reinharz，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译文参见孙中欣、张莉莉编：《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第327页。

[43]P.A.Adler，&P.Adler，Observational Techniques，1994，in Denzin，N.K.&lincolne ed.，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CA：Sage，2006，p.390.

[44]V.Matsumoto，Reflections on Oral History：Research in Japanese American Community，1996，in D.L.Wolf，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6，pp.160-169.

[45]R.L.Gold，The Ethnographic Method in Sociology，in Qualitative Inquiry 3，1997，p.397.

[46]Ibid.，pp.388-402.

[47]P.A.Adler&P.Adler，Observational Techniques，1994，in N.K.Denzin，&Lincolne ed.，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CA：Sage，2006，p.380.

[48]［澳］瓦尔科里克-佩斯科：《在“自己的民族社区内”进行民族志研究：一个敢改的局内人的经验》，参见［澳］林恩·休谟、简·穆拉克编：《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龙菲、徐大慰译，第105—122页。

[49]L.Abu-Lughod，Writing Against Culture，in G.Fox Richard ed.，Recapturing Anthropology：Working in the Present，NM：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1991，p.137.

[50]K.Narayan，How Native is a“Native”Anthropologist？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5（3），1993，pp.671-686.

[51]参见［美］露丝·比哈：《伤心人类学》，黄佩玲、黄恩霖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52]K.Narayan，How Native is a“Native”Anthropologist？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5（3）1993，p.671.

[53]Ibid.，p.681.

[54]A.W.Ong，Women Out of China：Travelling Talesand Travelling Theoriesin Postcolonial Feminism，in R.Behar&D.Godern eds.，Women Writing Culture，Berker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55]A.W.Ong，Women Out of China：Travelling Tales and Travelling Theories in Postcolonial Feminism，in.R Behar&D.Godern eds.，Women Writing Culture，Berkerly：Unive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56]See D.L.Wolf，Situating Feminist Dilemma in Fieldwork，in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6，p.15.

[57]R.Behar，Translated Women：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Boston：Beacon Press，1993，p.270.

[58]M.A.Wolf，Thrice-told Tale：Feminism，Postmodernism，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C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4.

[59]如女性主义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对男性视角上发展的女性知识提出的质疑，即“谁的科学，谁的知识？”参见G.A Olson，&E.Hirsh eds，Women Writing Cultur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p.23。

[60]J.Dubish，Lovers in the field：Sex，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 Anghropolgical Fieldwork，London：Routeledge，p.34，in A.Coffey，The Ethnographic Self：Fieldwork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Sage，1999.

[61]R.Behar，Translated Women：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Boston：Beacon Press，1993.

[62]D.L.Wolf，Situating Feminit Dilemma in Fieldwork，in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6，p.11.

[63]G.Berik，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System in Rural Turkey：Fieldwork Dilemmas of Conformity and Interventaion，in D.L.Wolf，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6.

[64]L.Abu-Lughod，Writing Against Culture，in G.Fox Richard ed.，Recapturing Anthropology：Working in the Present，NM：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1991，p.154.

[65]See S.Reinharz，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译文参见孙中欣、张莉莉编：《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第76页。

[66]M.L DeVault，Liberating Method：Feminism and Social Research，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9.

[67]参见孙中欣、张莉莉编：《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第78页。

[68]P.M.Fishman，Interaction：The work women do，in Social Problems，25（4），1978，pp.397-406.

[69]L.Hischman，Female-male Differences in a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Paper presented at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San Diego，1973，p.3.

[70]A.Oakley，Interviewing Women：A Contradiction in Terms，in Robert，H.ed.，Doing Feminist Research，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1，pp.30-61.

[71]N.K.Denzin，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Newbury Park，CA：Sage，1989，p.116.

[72]C.Sellltiz，M.Jahoda，M.Deutsch，&S.W.Cook，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London：Methuen，1965，p.576.

[73]C.A.B.Warren，Gender Issues in Field Research，Newbury Park，CA：Sage，1988，p.16.

[74]S.Reinharz，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New York：Oxford Unvierstiy Press，1992，参见孙中欣、张莉莉编：《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第89—90页。

[75]D.Kondo，Crafting Selves：Power，Gender and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a Japanese Work plac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2.

[76]A.Hochschild，The Unexpected Community：Portrait of an Old-age Subcul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142，in S.Reinharz，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参见孙中欣、张莉莉编：《女性主义研究方法》。

[77]L.Bohannan，Return to Laughter，New York：Doubleday，1964，pp.1-2.

[78]L.Bohannan，Return to Laughter，New York：Doubleday，1964，p.5.

[79]Ibid.，p.290.

[80]转引自［美］芭芭拉·特德洛克：《从参与观察到观察参与》，富晓星译，《满族研究》2002年第2期，第91—95页。

[81]D.Kondo，Crafting Selves：Power，Gender and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a Japanese Workpolac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7.

[82]J.Stacey，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in Women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1（1），1988，pp.21-27.

[83]J.Clifford，Spacial Practices：Field work，Travel，and the 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1997，in Routes：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53.

[84]［日］黑谷泽：《多点跨国民族志与田野工作的多变结构》，参见［澳］林恩·休谟、简·穆拉克编：《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龙菲、徐大慰译，第274—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