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别化的访谈

访谈法是指通过有计划地与调查对象交谈而获取社会信息，是理解对方和自己的重要方法。既有别于参与观察需要长期参与受访的生活，又不同于问卷调查，因为它包含着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即兴互动。包括多重形式与用途，如面对面的个别访谈、群体访谈或焦点访谈等方式。按严密性划分可以是结构的、半结构的或无结构的。和参与观察不同之处在于访谈在收集数据的中立性之外更多了积极的互动。相比观察人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更注重了解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传统的访谈同医疗诊断与心理咨询相关，尤其在“一战”期间多被作为治疗方法。后来被用于市场调查、政治民意调查、学术分析。在访谈被广泛使用的今天，质性研究者意识到它并非一个中立的收集数据的工具，而是两个或者更多人之间互动协商、情景性的结果。最初，访谈都是结构性的，后来逐步发展为更多样的质性方法。

1886年由查尔斯·布斯设计的社会问卷是由访谈为基础的，采取对街道上挨家挨户的访问来检查和补充数据。民意调查是早期另一种访谈的形式，1935年，美国民意研究中心（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将访谈作为对意见的研究方法。随后，芝加哥大学开始将参与观察、文件研究，以及正式的访谈结合的方法来进行民族志研究。至“二战”期间，访谈被作为问卷调查的形式用于对美国军士的心理及情感进行分析。之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问卷调查成为量性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质性研究中访谈依然与参与观察紧密联系在一起，后现代的民族志者反思自己在访谈中作为控制角色的访问者的权力维度。这些思考导致新的转向，质性研究中的访谈逐渐注重被访人的回应，如采访人与被采访人的关系，研究者的性别在访谈中的影响，以及其他诸如年龄、社会地位与种族因素的关系。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访谈资料是否会出现偏差。

访谈是女性研究者所推崇的研究方式，因为它可以给予受访人机会来详细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半结构式访谈或非结构式访谈调查方式更为重视参与者的自由交谈，开放式的访谈探究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并允许研究者提出自己的理论，简妮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认为，开放式问题的半结构访谈研究可以最大程度的提供发现和描述。^[65]女性研究者更偏爱访谈研究法，在于那些社会科学研究者针对实证主义而提出的关于质的研究法的诸多长处，具体来说，访谈方式向研究者们提供了让对象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研究者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想法、观点以及对往事的回忆的途径。不少女性主义研究者倾向于在访谈中使用“参与者”这样的非传统术语来替代“研究对象”，表明研究者是在研究框架中的操作，而这个框架有定义和重新命名的权力。以这种方法了解女性，可以改变长期以来对女性观点的忽视现象，或传统人类学中一向让男性作为女性代言人的方式。女性研究者们主张从女性视角来解读女性，将女性的经验话语作为合法有效的知识。同时，将女性视为研究的主体，并对由此阐发出女性经验的实践及理论。女性研究者对传统学术范式进行反思，从在学术史中被边缘化的女性学者著作中找寻女性对传统人类学知识话语中的主题、理论、价值的贡献进行重新检视。

德沃特（Devault）通过语言的分析，提出女性主义学者如果需要打破父权学术传统的话语限制，则需要采用女性主义方法进行批判。她认为：“语言除了具有反映及再现男性主宰女性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父权社会的语言本质上是男性的语言。”^[66]传统分析中的语言是男性中心的，男性的规则影响并制约着女性的话语，语言的形式、词汇、语法并非依照女性的经验制定而成，女性在语言上同在生活世界中一样被边缘，她们缺乏属于自己的语言来建构自我的意义世界。而女性主义学者应当重新讨论语言中女性的位置，使用女性的语言来表述自我经验。因此，给予女性更多的声音是女性主义研究中重要的方法。在建立与平等关系上的访谈方法中，女性对象可以采用可协商的、对话互动性的方式，同时也因共享的经验而获得更多机会进行表达。虽然作为群体的女性之间仍具有个体性差异，但这一方法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它提供给女性研究者、女性研究对象相互理解的机会。女性经验的知识正是在差异交流中实现的共鸣。因此，访谈成为女性研究所提倡的研究方式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多样性，更在于它挑战了传统学术中的权力机制。

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将女性的对话记录下来并进行仔细的分析，如玛丽·贝兰奇等人采用封闭式的问卷和开放式个案访谈的方法对女性的认知情况进行分析：

因为较之检验我们先前的假设是否正确这一点，我们更想听听妇女会用自己的话说些什么，尤其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有一些处于弱势的被遗忘的妇女，很难得有学者来了解研究这部分妇女的认知学习、身份转换以及道德观念等情况。我们采用归纳法，倾听妇女的心声和想法，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自己开始听到那些从未被人听到和想到的声音……每一场访谈都以如下问题开场：回顾往事，对你来说近几年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逐步过渡到以调查对象自己的生活足迹来提出一些关于个人形象、重要关系、教育与学习、现实生活中的选择决定、道德问题上的两难境地、个人变化和成长方面的叙述。我们提问时尽量使问题范围广阔，但能被各个层次的对象所理解，我们希望所有的被访对象，包括文化程度较低的和反应较慢的女性，都能用自己的话作答而不会感到回答问题力不从心。^[67]

菲什曼（Fishman，1978）曾指出，女性更容易随时提问，同男性相比更擅长鼓励对方进行谈话。而男性则倾向于打断谈话来体现建立在社会秩序基础之上的男性权力。^[68]另一部分学者强调访谈对访问者的重要性，认为半结构访谈尤其适用于女性研究者。去询问对方的想法，是女性所擅长的事。凯西·夏玛兹认为，访谈依赖于传统的女性角色技巧，是一种“被动的、开放的、接受的、理解的方式……了解对方的感觉并做出回应。而且能谈论敏感话题而不会使对方受到惊吓”。赫兹曼（Hirschman，1973）则通过对黑人妇女的谈话研究发现女性间的谈话是相互影响的。^[69]罗萨纳·赫兹（Rosanna Hertz）也有相同的感觉：“我问他们对事情的看法时，女方往往愿意详细陈述，而男方往往只是简短作答或表示从未考虑过。不知道是否因为我是女性，所以对人们做事时的感受比较关心，导致我多多少少更多感觉到女性对这些感受的表达强于男性。”

访谈法也符合女性既要避免控制他人又能够同他人建立联系。采访者与受访人之间是双向沟通的，可以通过这一形式来获得有价值的数据资料，又有利于真正发掘女性的经验。同时还可以避免研究对象对研究者有距离感，不管是个体访谈，还是群体访谈，给予参与者发言机会都可以体现出女性研究方法更为平等的理念。

（二）访谈中的多重声音

访谈可以被视为一种伪对话，在清晰的目的、科学规范之外还应有彼此个性的交流。成功的访谈需要朋友式的关系，却不能越界。中间的尺度又涉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和谐。传统的采访范式并不区分性别差异。如奥克利（Ann Oakly，1981）所指出，采访者和受访人双方的面目都在文本中隐去，所需要的只是客观的、价值无涉的数据。^[70]又如丹辛（Norman K.Denzin，1989）所说：性别过滤了知识。^[71]即是说采访者的性别和同受访人的性别都不重要，因为访谈发生在以男性身份为主导的家长制社会的文化边界中。在传统的访谈中隐含着等级关系，受访人处于被动的配合的地位，而采访者也被要求控制自己感觉，如塞尔提斯（Claire Selltiz）等人的观点：“采访者的行为应该友善、合理、保守并且没有偏见。他既不能太冷漠也不能太热情，既不能太健谈也不能太内敛。理想的做法是将回应者放置在一个轻松的位置，这样他可以自由充分的讲话。”^[72](www.daowen.com)

双方虽然在互动，实际却没有发生交集。这类为谈话式的交谈，也引发了诸多伦理的困境。当受访人是女性时，访谈会增加一些问题，因为先前建立的体制直接为研究的信息收集服务，而忽略受访人的考虑、感觉或情绪。传统的访谈法可能在研究女性时会产生冲突，这些冲突正好可以从女性视角上得到解释。类似的，奥克利（1981）也提出了几点关于女性访谈的结论：使用带有规定的、带有等级观念的访谈法并不可靠。一般教材上提供的访谈法其实存在矛盾对立，当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达成平等关系时，访谈效果可能会更好。访谈员不只是为了获得信息来操控受访人的工具。

不仅在社会学研究中会发生性别影响访谈结果的问题，在民族志田野调查中也会有性别如何影响访谈及信任的问题。采访者的性别在性别高度划分的社会，常有特殊的要求，如华伦（Carrol Warren，1988）指出：“我从未能够见证任何禁止女性出现的仪式，也没有能进入男人聚集的场所。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将女性人类学家视为雌雄同体或名誉男性的身份。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研究者的地位和种族身份在田野中访谈的情况，尤其是在父权家长制的环境中更容易遇到性别麻烦。”^[73]女性研究者找寻一些方法来解决传统的采访范式中存在的性别障碍。奥克利注意到男性范式的采访排斥感性和情绪，而这些正好都被视为女性化的特质。女性研究者对这些要求的抵触情绪增加，尤其在以女性为研究对象时对个体的忽视的情况下。尽管这种抵触同伦理因素有关，但也是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正如奥克利认为，在采访中没有互惠式的亲密性。因此将侧重点转移到发展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上，才可以减少存在的地位差异和传统采访范式中的等级情况。采访者也可以表达自己的个人人格化的一面，回答受访人的问题并且流露自己的情绪性。从方法论上讲，这一新的途径提供了更广泛的回应面，并且使受访人参与到研究过程中，使研究能更深入地发掘来自研究者与受访人双方的视角。因为在这种新型的访谈中，研究者在控制所使用的语言和节奏同时，也鼓励对方脱离主题而进入对个人生活细节的描述，而这些都是收集信息方式的一种。如奥克利在对母亲身份的研究中，体会到访问时那些设定在访谈提纲以外的女性自己的叙述、对社会现象的分析都显得更有价值。

将研究者的身份变为可视的，这种身份只是研究者在田野中自我诸多面的一种。研究者应当自我反思，生活在田野中的同时也应同当下的经验进行对话。通过这样做来理解和受访人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观，以及我们如何作为作者表达和书写故事，选择哪些数据的原因。女性的声音常被男性意识所忽略，甚至当他们的研究对象为女性的时候，女性被男性权威和社会权力投上阴影。这些观点可以说是“现象学式的访谈方法”，即对现象的整体把握，保留参与者的观点，以及使用参与者日常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些不仅同现象学研究有关，而且反映出民族志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具体表现在：（1）对参与者给予更多关注；（2）尝试矫正家长制社会中存在的两性等级；（3）因为在男性研究者对女性研究对象的研究中缺乏有效性已被怀疑，建立新的互惠关系成为重要的方法。简而言之，女性经验关怀下的访谈，同传统访谈方法相比，更注重非结构的访问，寻求更丰富、未经曲解的资料，并在不受传统主导规范束缚的情况下，提供创新的理论和方法。

比哈（1996）提出访谈中存在的困境：研究者应当把自己放置在何位置，我们如何解释自己？这一思考将研究中的各个参与者放置在关联之中，而非彼此独立的部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感到性别对知识生产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塑造访谈的方式上。尽管女性主义者都希望将传统的研究关系转变为平等、互惠的友谊，但这些目标仍受到置疑。试图建立友谊和谐的关系需要同时包括研究者讲述自己的经验和故事，并接受受访人的提问。因此，开放式的对话交谈的方法，比结构性设计的访谈更为有效。研究者的自我揭露是一种很好的女性研究方法，这样可以使对方放松下来。使项目的参与者成为合作研究者，访谈也成为真正的对话而非询问。虽然有时，这种方法会给受访人带来压力，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女性主义所理想的建构彼此关系的研究模式。比如，韦德诺（Marilyn Wedenoja）等人合写的一篇论文中表达了对这种方法的质疑，一位受访人表示研究者的自我披露让她看到束缚：

她让我了解她的情况（她从哪里来，过去做了什么，有些什么观点）会在我内心引发自省过程，我开始以她对照自己，然后就根据我所获得的对她的了解来猜测她希望我说些什么，不想听我说些什么。

……她之所以向我介绍她自己是希望我们之间达成一种平等关系的手法：我告诉她我的情况，她告诉我她的情况，其实与其说我需要了解她的情况，不如说她需要我的自我揭露。在访谈的最初阶段，我感觉自己首先需要时间来适应参与者这个角色，而不是要追求双方的互动共享。

……我一旦讲出自己关切的问题……就能影响访谈的进行，这一点使我产生安全感、信任感。她（访问者）对我所说的做出反应，而且在访谈中利用一些时间以反馈的形式推动了访谈的进行。这一做法营造了一种有利于自省和自我披露的气氛。随着访谈的深入，我很高兴对玛丽有了更多了解，并就一些话题和她对话。

……于是我开始明白：如此密切的关系在像我们这样初识状态下立刻就能建立起来的想法——而有些女性主义研究指南似乎就是这样暗示的，这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这种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需要对参与访谈的个人的具体需求和关系的问题予以适应。

文章作者之一的布里克-詹金斯（Mary Bricker-Jenkins）总结道：“得益于相互之间的反馈……我学会了调节自身做出反应的步调，以观察对方是否有更多了解我的欲望。”^[74]由此可见，进行自我揭露也是女性研究者对自身角色进行重塑的方式。这一方式使其参与度达到最大，但也因为揭露的内容和方法本身而增加了受到批评的可能性。然而，这种方法提供了多方参与表达的机会，并使得研究者可以经常矫正访谈过程。倾听别人的故事能向研究者提供不同经验的案例，避免以自己的经验前见来概括受访人的情况。这种包含多重声音的方式，不存在单一的女性主义或任何一方学术观点的堆砌，而是意味着针对多样的现象进行开放性解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