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81年弗莱彻（Alice Fletcher）在苏地区（Sioux）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时，和当地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几个星期。后来她的传记作者琼·马克（Joan Mark）评论道：“……这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是没有的。更加没有一个女性这样做过。我们应该把‘进行实地调查’的整个概念归功于爱利斯·弗莱彻和其他的一两个人。这是20世纪人类学的标志。”弗莱彻的行为是受到来自好友天文学家玛丽亚·米切尔（Maria Mitchell）的鼓励，米切尔认为女性应该研究“像天文学一样进行观察的科学”。弗莱彻因此产生这样的观点，即民族志可以是一种观察的科学。因为就像天文学一样，民族志需要长期的观察和倾听，同时将所得的内容详细记录下来。^[41]从这里可以看出，女性人类学家在民族志奠基工作中已有推进的作用，也有很多女性学家对实地调查理论作出贡献。但历史上并未认可她们的学术地位，忽视了从女性视角去理解她们的经历的重要性。对很多男性参与观察者来说，女性只是存在于田野中而已，没有看到女性如何在所处的社会情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或以一般男性的观点和立场来解释女性的经历。如齐美尔（George Simmel）所说，几乎所有关于女性的讨论都仅是根据现实、理想或价值标准讨论她们和男性的关系。没有人追问对她们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42]直到女性主义开始崛起，才除去以男性为中心的偏见，而女性研究者的参与观察，开始将女性看作社会生活中的正式成员并给予重视。同时，也提供给人们重新思考参与观察如何从一项方法到被人类学家转化为语境中的应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