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研究者的性别因素影响到她们在田野中如何跨越多重权力纬度，但是相比性别、阶级，种族因素是田野中更为重要的控制因素。可这一因素的影响力在民族志中被表达得很不明显，因为白人人类学者不常表述自己受到的种族差异的影响力。尤其女性主义方法论的讨论常忽略一个事实，即在许多社会中，性别角色上的差异还深受种族差异的影响。女性研究者可能容易接近自己所属种族的研究对象，以及其他种族的女性，但与其他种族的男性的交往则容易受到限制。哈丁（Sara Harding，1991）描述了三种不同的女性主义研究途径：（1）同女性次等地位相比，将种族、阶级视为第二等的分析因素；（2）认为性别、阶级、种族各层面中的不平等性产生不同经验，而女性的社会性别—生理性别系统则有着特殊的种族、阶级关系；（3）着重描述女性在附属的种族和阶级群体中生活的种种问题。^[34]而很多的女性研究都聚焦在第一个方向上，对后两者的研究则更多倾向于分析阶级压迫多于种族影响。分析种族问题的难题很多都来自白人研究者对研究中出现的沉默、距离等现象的处理。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一直流行将人类学视为西方人对他者文化的猎奇观点，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文化等级观强化了这些探究知识的方式。直至20世纪晚期，后现代主义提出“知识分子新的自我意识”，才使社会科学领域中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产生反思。被阿布-卢古德称为“文化混血儿”的研究者不断出现，他们作为一种文化的“局内人”在对自己所属的种族进行研究时也遇到争议。因为来自英语国家的背景，使他们虽然同自己族群身份相同的研究对象可以分享共同的经验，也会受到来自种族、阶级等力量的干扰。如美籍马来西亚女性学者伊达·费得泽拉，在对同马来西亚毗邻的泰国北部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虽然当地同自己祖国的文化颇多相似，但因为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被标榜为白人。她在研究中常受到人们的过分尊敬与保护而不能按自己的自由意志把握互动关系，并最终发现自己的族裔性的意义：“尽管大家通常的尊敬让我很高兴，不过我还是觉得似乎我的马来穆斯林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置之不理，取而代之的则是我的‘美国人’身份。我对村民的观点在多重视角之下已经定型了。不过我是知道有了这次田野工作经历之后，当我感到我的马来身份遭到挑战的时候，才最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么坚定的马来西亚人。”^[35]

然而，不仅地理位置可以影响对种族关系及差异性的研究，历史性时间同样对女性作为研究者时的性别和族群性身份产生作用。鲍德马克（Hortance Powdermaker）在1932年至1934年间，对美国密西西比地区非裔美国人生活进行田野工作时，隐瞒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试图在白人与黑人之间建立和谐的田野关系。当时正是美国南方严重的种族隔离时期，黑人常被三K党加以私刑。鲍德马克必须在田野场中的白人黑人邻居之间保持中立，既要避免被黑人居民利用，又要回避白人居民的种族主义。同时对双方群体的恐惧使她对在当时美国隔离的社会环境中自己犹太白人女性的身份位置产生焦虑。被社会中存在的禁忌和歧视的氛围所包围，她小心翼翼地处理自己在两个族群之间的身份，试图在每一方都渗透一些力量。就像之前在勒苏（Lesu）时跨越两种性别的策略一样，她也采取跨越两个种族的方式避免自己被规划在任何一方。出于自我保护目的，鲍德马克决定撤回到中立的观察者位置保持距离感，抵抗田野中遇到的因国家发生的种族歧视与社会差距造成的危险与焦虑。^[36]

兰蒂斯（Ruth Landes）在民族志中时常提醒读者自己的女性身份。身处巴西，她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同样也为她提供了获得田野资料的机会。在一位黑人民俗学家的陪同下，她才暂时摆脱白人女性所面临的束缚，进入当地非裔巴西人的宗教candomblé文化中，对庙宇开始一段集中的参与观察。在同当地的艺术家和谐相处时，她被巴西的精英所鼓励，但同时也感受到甚至是来自官方的压力。孤立的背后含义不仅包含了她所关注的针对精英所维持的同黑人底层阶级的社会界限的民族志所回避的问题，而且还有兰蒂斯本人的犹太人身份是当时20世纪30年代，巴西精英社会的纳粹主义氛围所忌讳与排斥的。^[37]这些因素令她感到焦虑，虽然她小心翼翼地同当地精英保持距离，却同时也将自己排除在同样具有种族主义思想的在巴西的英美外籍人士社交圈之外。后来在对自己这段经验的描述中，兰蒂斯总结出巴西灵活的种族关系，都可以从阶级、性别、宗教和职业等错综的关系中细微体现。这一观点正体现出理解环境的能力与研究者处理这些问题时自己所采用的方法相关。(www.daowen.com)

此外，研究者的年龄对他/她所研究的情境也有诸多影响，在田野场中每一种性别和年龄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正如女性研究者在特定环境中能够完成男性同行所不能一样，年轻的研究者有时也可以完成年老者所不能，反之亦然。如米德认为，女性田野工作者越成熟则越容易开展一段田野关系。在大多数社会内，女性更愿意帮助一个陌生同性。米德所有的田野工作可以被视为同女性合作的经典经验案例。但从她的田野经历中可以看出，女性化特质也是她可以取得成功经验的一项因素。在她36岁第一次对新几内亚的一个村庄访问时，首先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加以强调，在进入Tambaran House（由成年男子所组成的议事的建筑）前，她大声表明：“不，我不能进去，那是属于男人的地方，我是个女人。”^[38]这一回答使她同时获得当地男性与女性的双重好感，也获得参与男性群体活动的特权。虽然年轻的女性在田野中常遇到各种问题，但米德在萨摩亚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只有23岁。她在自己田野中的信札中写道，“在我朝着正确的方向越来越近时，我发现自己越不易脆弱”^[39]。因此，田野工作中关于性别和年龄的经验取决于个人是否可以成熟地处理同田野对象的关系。在这项人与人的互动中的研究，同时也是如何正确与恰当地在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情境中展现个性的过程。在一些研究环境中，对研究关系而言，年龄或许是比性别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社会学领域开始重视研究者同被研究者的关系。女性研究者在过去被忽视以及观点不被重视的命运得到重新改写。对自我同研究对象之间的敏感关系的提升，使女性研究者更加关注研究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女性研究必须包含建立在种族、阶级、年龄、性取向等条件上的多元化女性经验。这一主张直接反映在白人女性研究者对有色人种女性的研究上，常采取直接使用她们的叙述方式作为民族志文本的形式，以免在意义的细微之处出现遗漏或误读。当西方的人类学者面对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弱势群体时，尤其在对女性的研究上，直接体现出一种文化女性主义的标签化现象，即所有的女性都分享共同的兴趣和经验，并假设所有的女性文化都是“被发明创造的传统”。除去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阶级、种族、族群性等因素之外，人类学者们不能再发现任何根据来评判自己在这段权力关系中究竟凭借什么拥有优越性而可以成为研究者。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强调在女性实践与人类学实践之间存在一个不和谐的关系，认为女性主义人类学并不可能实现，因为过去人类学家在解读非西方文化传统经验时较为尊重研究对象的主位（emic）观点，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则开始在文本中留出空间呈现他者的声音。不管何种演变都遵循了学科的规则。但对女性来说，他者意味着男性视角与父权体制。因此不可能存在共享的经验。因此，根据她的理论，女性研究者与受访人之间不应该存在一种共同协作生产民族志文本的兴趣^[40]，即女性研究者不应该期望受访人的表现符合自己所设计的图式。在田野场中建构研究时，女性研究者应当设立一个二分的方法，集中讨论作为个体的研究者如何将自己的学术目的、伦理、感性等交织在自己的研究环境中，而非仅限于假设一个建立在性别一致基础上的泛女性团体，或因缺少同研究对象共享的经验而在田野场中面临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女性研究者同时具有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双重性，讨论这一现象对研究项目所特有的影响或许比强调性别的作用更有实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