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协商性的田野角色

有人认为，女性人类学家在混合性别的田野环境中遇到的问题比男性要少，例如戴维德·瑞斯曼评论劳拉·博汉浓的《回到欢笑》就是女性研究者展示独有的优势的例子。因为女性的身份使她们可以进入女性所有的私人空间，同时她们又凭借职业角色和角色赋予她们的自信，巧妙而智慧地进入男性世界。鲍德马克则认为，相比男性学者，女性人类学者更容易同两性接触，女性并不像男性那么令人感到有威胁性。劳拉·纳德尔的经历表明，女性更容易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关系。社会性别二分的观念已经对人们造成固定的印象，因而女性人类学者常被看作“名誉男人”，即白人、非当地人，又有一定的年龄的女性，是生理上的女人与文化上的男人。这种“名誉男人”的形象源于她们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独立能力与交际能力。纳德尔自身经历正说明了这一情况：

他们对我很尊敬，是因为认为我不同于本地女性，所以我可以接近男性和女性两个群体的文化。没有一个男性能像我进入男性的文化一样融入女性的文化，即使他被认为与当地男性非常不同。当然，你可以说个性会造成变数，但我仍然支持通常的假设，即与男性相比，只要女性人类学家想做，就可以比男性更容易进入一个更广阔的文化中。^[21]

但格尔德（Peggy Golde，1986）同时也认为，一旦女性被所研究的社会接受，她会被期待以符合所要求的性别角色来行事。相比男性，在类似的情景下较少拥有自由性。博汉浓的例子揭示了女性人类学者，作为一个被视作雌雄同体的人，自己几乎遭遇被视为女巫的危险处境。一方面，她可以进入两性世界各自的文化，同时她模糊的性别角色又成为她更进一步同两性建立联系的障碍。在书中所描述的西非部落社会，死亡是与神秘联系在一起的，而该社会有着父系的传统，巫术同父系亲属关系有着关联。当博汉浓参加自己的一个好友的葬礼时，遇到了下面的质疑：

有很多场景对女性是被禁止的，但只是保护女性远离自己没有足够能力去抵抗的力量。作为一名欧洲人，我被认为可以对这些影响产生免疫；我一次次的幸免也证实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部分女性认为，我的顽强是一种神秘力量的表现。她们认为我可能是个女巫。但今天，当我站在敞开的坟墓旁看着他们把阿马拉的遗体放进去的时候，甚至男性也充满好奇地看着我。^[22]

由此可见，女性研究者的性别是可以协商的，虽然无性别特质会给她带来被视为异类的负面影响，但女性的身份仍然可以帮助她保住研究者的角色进入田野。女性研究者在混合性别的环境中进行田野研究会面临各种特殊的遭遇。而她们中很多人也在文章中谈到了这些问题。莫林·乔万尼尼（Maureen Giovannini）在民族志中坦白讲述了在对意大利西西里岛上对盖尔（Garre）人的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研究时，面对男性受访者所经历的尴尬。在该镇，男性与女性有着严格的二元对立的功能性：男性参与经济政治活动，而女性则守在家庭内负责一系列事务。当地人的观点是，女性应当避免和未婚男性单独接触。乔万尼尼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生进入盖尔时，认为自己的身份可以较少受到当地性别形式制度的干预，但她之后一系列独立女性的行为很快就受到人们的冷遇。因此她在对当地男性采访时不得不利用一些非正式访谈的场合，比如，在舞会这种可以允许男女自由交谈的机会上、在共同认识的女性朋友家中“巧遇”等方式，才得以完成信息收集。但这种机会很快也被终止，因为受访人的朋友认为他同乔万尼尼的频繁接触，有着不可告人的意图。为了“维持自己体面人”的荣誉，受访者中断了访谈联络。^[23]显然，在当地文化中男性、女性的关系与政治经济因素相关，对男性而言，男性气质脱离不开身边的社会环境的干预。虽然乔万尼尼对当地有关性别身份的信仰的忽视使她的田野工作遇到困难，但同时也给予女性研究者一个提醒，只有充分正视研究环境的风俗及价值观，才可能有效避免被性别定势的失败经历。

这些案例揭示了女性人类学家对自我的设想，以及在进入田野前如何转化自己的性别角色等相关问题。在田野中调整性别角色的预设，可以为自己和所研究对象提供更多交流的机会。从另一种角度上说，女性人类学家是在受访人的协助下，将自身性别角色加以调整来适应当地文化以及参与者的个性。

然而，在田野场中，女性研究者还有可能遇到其他各种障碍。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存在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时，年轻的女人类学家则有可能被定位为异性恋男性的诱惑目标。此外，年轻的女学者还会被作为女儿的角色去保护，而年长的女学者则被视为名誉男性。同时，女性学者也会遇到贬抑被认为是弱势的和需要保护的情形，并可能在田野场中被其他人利用。然后女性学者必须面对自己被赋予的角色做出决定，自己到底是为了继续留下进行研究而接受这种定位还是选择离开，或尝试自己是否能调整情况找到其他途径继续研究。女性人类学者在遇到异性受访人的追求时，常有两种经典的方法：一种是做出放弃研究的决定，使干扰者知难而退；另一种则是在采用互动的方式进行调整。帕蒂·凯莉在墨西哥城对性工作者进行研究，试图进入当地的银河地带接触当地住户时受阻，一位柏拉图式关系的朋友答应帮她引见在银河地带工作过的医生做受访人，但并未行动。凯莉采取了前一种方式协调：

不过在许多个饭局之后，我慢慢意识到也许我的这位密友是故意不给我号码，这样我们还能继续一起吃饭。也许他希望的可不仅仅是我的陪伴和南瓜沙司鸡肉。这让我很是生气，最后我友善但又坚决地告诉他，我必须要开始我的田野工作了，他若是不打算援手，我就会离开图斯特拉去往别处。这当然不是真心话，但却十分奏效。不出第二天我就和这一地带的主管医生见上面了。^[24]

格尔德（Peggy Golde）则采取了互动调整的田野方法，使那些想向她示爱的男性退却，最终把他们的热情转化为研究的财富：

有男人或男孩们可能到我的屋里拿药或者打封信，然后我们会聊一会儿。当他接二连三地到我的屋里闲聊而不再用任何借口的时候，我感到可能有什么事终于要发生了（比如，我会被求婚），然而我仍然从他的出现和谈话中获得好处，直到这种迂回变成坦白我则不得不拒绝任何求婚。我才不再对装作无辜或故意拖延这个游戏而感到内疚，因为并不存在很深的感情投入。实际上，他们也在企图剥削我。^[25]

虽然女性研究者没有受到严肃地对待，但有时候也可能带来好处，进入男人难以进入的田野；因为年轻女性研究者被认为没有掌握权力、不具威胁性，因此研究对象会允许她了解某些事情。在一些情况下，混合性别的研究环境中女性学者如果面对的受访人群体是以夫妻为单位，女性一方会因担心自己的丈夫被女学者“抢走”而使研究关系充满紧张。女性学者同男性受访人的亲密度越高，与女性则越有距离感。如韦克斯（Wax）描述自己的经历：“同男性们在一起做访谈时，我很少同任何人独处。如果他是已婚，她的太太常常会出现，甚至强硬的加入谈话。”鲍德马克在美拉尼西亚地区的勒苏（Lesu）独自做田野工作时，发现性别对田野调查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地对性别所属的社会领域有着严格划分，因此她不得不灵活的在两者之间转化角色功能，在女性群体中，她同妇女一起准备食物、在节日一起舞蹈。而对男性的研究则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而受到限制，但不管何时被邀请，她都会加入各种宴会、丧葬仪式中。因为她已不被勒苏人视为完全的女性而可以相对自由的出入在两性活动场合。可是这种性别中立也使她同时不被两方所完全信任。直到她在一个男子成人仪式上完全投入地跳了一支舞后，才被妇女们所完全认可，但这也仅限于仪式期间，平时也同勒苏女性一样受到男子的性别歧视。^[26]这一情况也唤起人类学家对性别对他们信息收集和研究结果的影响的意识。因为相比男性，女性更少攻击力，如果感受到危险，她们不如男性人类学者那样能够有力控制同别人的交往方式，所以女性学者更多会选择一些比自身更弱势的群体，如米德对青少年的研究。

（二）作为弱势群体的角色(www.daowen.com)

人类学者进入一段整体性的关系时，各种角色都是随着需要可以商议的。但一些关系还是具有优先性，在女性人类学者进入田野后，最多扮演的角色是女儿。在这种关系中她们常会受到限制。^[27]但如果研究者能在接纳一个特定的角色后调整自己，就可以使这个角色更好地发挥作用。理查德把自己放置在纳瓦霍家庭中的孙女和学徒的位置，对她多方面的参与观察起到有利影响。孙女的角色，让她可以同家庭中女性成员学习编织，同时又可以令她随同自己的纳瓦霍祖父——一个知名的仪式吟唱者参加一些用于治疗活动的神圣的仪式表演。虽然也受到角色的限制，但却因为理查德的处理而成为可协商的社会性别。在参加对一个姐妹进行治疗仪式时，她写道：

失望的是，他让我离开屋子。我不知道我是被永远的排除在仪式外，还是临时性的。我郁闷的情绪使得我不肯离去，转而在房子背后像个调皮的小孩子一样磨蹭着。汤姆出来对我说：老人说你可以进来，但他不确定你是否愿意。你知道，他们的仪式会脱掉衣服的。我回答他，只要没其他白人在就可以，你们这里的妇女可以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28]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不同文化间差异中的性别及族群性是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时常会遇到的主体性问题，通过对话跨越文化差异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世界观的差异及背后的权力问题造成了交流的困难，但这些困难未必会每一次都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也会体现在人类学者的表述中，让读者思索人类学者所采用的研究风格同他们经田野后产生的知识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在田野工作中理查德与家庭的互动让我们对她所研究的纳瓦霍家庭关系有了直观了解，同时也展示了女性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中的角色的可协商性，包括伪亲属关系的身份：

我知道纳瓦霍家庭成员常以相互间的关系来称呼对方来取代姓名。在这个家族中，范围尤其之大。任何妇女都属于这个宗族的成员，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如果是同我一代的，就是我的姐妹。Marie与我谈起过这个话题，她知道在白人眼里，这个体系非常有趣，但她自己仍然很喜欢这个风俗，其他当地妇女也一样。^[29]

文化人类学中对成功的经典田野工作的规定之一是建立和谐的田野关系，比如人类学者最好被自己所研究的部落或社会社区“收养”或赐名。而失败的田野关系则在经典民族志中很少被提起，直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反思的热潮。布里格（Jean Brigg）的民族志则对在伊纽特爱斯基摩人的研究中不理想的田野关系进行了诚实的讨论。布里格也同样以作为养女的方式寄居在当地部落的一个家庭中，但却并不和谐。她发现自己的行为总是受到出于关爱的限制。为了被接受，人类学家必须假设一个在田野中不会被认为具有威胁性的角色，并能得到当地人的认可，以便接受配合研究。布里格虚拟的亲属身份也是女性人类学家常扮演的最经典的形象，意味着在与人们的交往中更方便地取得和谐效果。虽然并不是十分理想的方法，但这种虚拟的身份可以打破研究者与所研究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实践中，布里格发现很难在“听话的女儿”与“专业的人类学者”两种角色间扮演的游刃有余。^[30]她开始变得不服从、表达自己的情绪、不做家务并拒绝分享自己的私有财产，这些都与伊纽特文化价值观严重相悖。因此，部落认为她的行为非常令人难以理解是并不出奇的。他们的关系开始变得沮丧，最终成为公开的冲突。她的形象从一个不成熟的孩子变成屡教不改的“罪犯”，而不被社会群体生活所接受。在经过几个月相处的不愉快后，伊纽特人开始躲避她，并表达出希望她离开的想法。最终，她令人满意地解释了自己之前的行为，并同他们取得和解。布里格总结道：“尽管一名人类学家必须有一个可以被认可的角色使与他人的互动可以有一定的预见性和感性因素，但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会给人类学家及寄居家庭带来同样多的问题。”^[31]

特别是年轻的女性人类学家孤身在田野中，或者当研究环境由年长的研究对象组成时，常会被赋予这一类型的角色，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性别歧视的意义，因为女性研究者越是成功扮演这一角色，就越难脱离这一角色所要求的形象。然而女性的角色与自己的情感需求或研究兴趣一致时，这个角色有积极的功效。如肖斯塔克与尼萨的关系。“与年长的妇女在一起，我可以更进一步，我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的、需要帮助的孩子。”^[32]女性研究者通常会尽力为自己构建一个有能力的成人研究者的形象作为设防，但女儿的角色会威胁到她们这种原本就脆弱的身份，使自己的学术身份面临解构。如日裔美籍女学者近藤（Dorinne Kondo）对自己经历的描述：

作为一个美国的研究者，我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一个人要独立、能把握自己、有能力，这些被认为是关键的优点。而日本人的女儿会认为独立和控制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的，相反，一个女儿意味着职责、义务和相互依赖。我越是尽力调整自己扮好一个日本女儿的角色，这种冲突就变得越尖锐……当他们对我的行动进行某些限制时，我开始发怒，比如不得不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回家。虽然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家庭有责任保障女客人的安全，而我也遵守他们的规矩。但是我仍然对自己受压抑的处境异常敏感，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解构为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彼此之间激烈冲突。^[33]

尽管在这种家长制的环境中，女性人类学家仍然希望维护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如同被视为性目标角色时一样采取的以退为进方法，女性人类学家也需要继续扮演好女儿的角色来获取受访人进一步的合作。但研究者在面对角色设定时是否可以适当进行自我调整，使角色能为研究提供更好的辅助作用才是关键所在。

女性研究者也会运用女性特质来操纵男性研究对象以获取资料。一些观点认为，女性人类学者可以跨越性别界限，具有更多灵活性，也是出于她们作为非本地人的他者性。她们在不考虑种族问题的情况下，比男性学者承受更多地方性性别形式造成的压力。因此女性研究者在父系文化的田野场中会拥有更多困扰。在父系观念严重的地方，女性研究者仍需要通过男性，如兄弟、导师、丈夫等身份的中介将自己引入田野。如阿拉伯裔美籍女性人类学家丽拉-阿布卢古德在对埃及贝都因地区进行女性研究时，也是由自己在美国同为人类学家的父亲介绍进入并委托给当地的一个家族照顾。女性研究者需要熟悉田野男性的游戏规则和能力，或与之成为哥儿们，或善用女性特质的优势来与田野对象建立关系，或者借由中性穿着以及年龄与阶级的优势成为名誉男人。但为求彼此关系的和谐与维系，往往难以抗衡田野中的性别歧视。如何凸显自己的专业能力，成为可靠合格的研究者，一直是女性研究者所面临的困境。

很多女性人类学者凭借父权关系进入田野，当女性特质在处理种族、阶级或女性地位等方面具有有利条件的时候，女性人类学者也会加以利用。尽管在理论上，女性主义观点排斥本质化定论，但实践上女性主义研究者也会“善用”女性化特质作为策略在田野中获取她们需要的资料。人类学者在进行田野研究时，常使用“沉浸”入他者文化的方式投入田野中，这样可以消解因文化不同而造成的个人的优势和差异，减少传统方法论中存在的入侵性成分。但女性人类学者在“作为女儿角色”的情境下，采用这一方法时遇到的文化冲突的复杂性常会使她们退出或与研究对象产生距离。虽然这种部分的或完全的进入方式令研究者感到权威丧失或孤立无援，不平等性仍然存在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因为一旦研究结束，研究者则撤离出田野，所以这一策略虽然可以获得从文化内部观察的机遇，为女性研究者提供了不同于一般参与观察的近距离视角，但并不能完全改变与研究者自身知识相关的主体位置。成功地完成角色扮演造就出敏感的女性人类学家和民族志，不应以改变研究者自身本来的位置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