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易斯特代（Lois Easterday）提出关于不同田野场景的类型学的概念，对田野场景的范围进行划分。根据性别角色和权力，分为三种类型：男性为主的场景（在数量上和权力上占主导），传统男性、女性的场景（由权力力量为主导而非男性性别数量），以及非传统男、女两性的场景（女性占有权力位置）。^[3]从这一分类可看出，绝大多数研究场景是由男性为主导力量控制的。只有一些场景是例外。由此可见，绝大多数民族志文本都是代表着男性倾向的田野调查的知识生产，以及由男性人类学者所作的对当地男性日常生活的描述。女性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由此得出的知识是片面性的。在经典民族志中，很少有人类学者对田野场中研究者的性别因素的影响问题进行分析。并且，这些由男性权威主导的研究方法却被视为适合于所有研究场景的标准。琼·格尼（Joan Gurney）则针对女性研究者在性别异质的场景中如何做研究做批判：

通常的建议是，在研究刚开始，与实地场景内的成员一起时，实地调查研究者往往扮演一种消极的、服从的、业余的、无能的、不具威胁性的或观点不鲜明的角色。一旦被田野场中的成员接受和信任，研究者就要抛弃那种天真的、无能的惧色，以一种能干的、有见识的、非常专业的角色出现。如果不能完成这种转变，将会妨碍研究者对一些事物的观察，因为田野场内的那些成员会认为，即便有专业知识的协助，一些太复杂的事情也是天真的观察者难以理解的。对传统的女性认识通常会确保女性在男性主宰的环境中以一种天真、无能的角色被接纳，但同时那种认识也妨碍了女性努力向专业角色的转变。女性研究者必须特别努力给人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她同时拥有不具威胁性的个性特点和可信赖的、合格的专业能力。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田野调查的指导性文献往往不能给女性研究新手提供有现实意义的指导。^[4](www.daowen.com)

但与这种情况不同的是，女性研究者在各种田野场中进行作业的具体过程，则可以清楚地体现出女性研究者因不同场所而采取相应方法的特点之处。在女性人类学者的民族志中，田野场中的主要研究对象人群、受访人性别等常为女性。虽然对所有民族志方法来说，可以把每一个田野场都视为处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之中，但女性学者在进入不同性别组成的田野时所采用的方法，对理解性别政治在民族志生产中的作用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