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中期人类学确定独立学科地位以后，相比其他同期的社会科学拥有众多女性学者参与其中。正如米德所说：“人类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欢迎陌生人加入。作为一门关于研究人类灵肉统一的学科，特别善待女性成员、来自其他学科的人以及少数族群。”^[1]女性之所以在人类学早期就进入田野，是因为在男性学者也无法进入的异文化田野场中，女性具备更为灵活的优势。利顿（Dorothy Leighton）明确表示：“我不认为女性被男性所描述会同女性被女性描述一样有效。这里存在差异。除非可以将男性同女性一同表述，才可能有人类学所诉求的完整性的图景。然而男性和女性的视角是不同的。”^[2]这些原因都是为什么人类学会欢迎女性加入的原因，虽然人类学一开始已将女性纳入观察对象范围（尽管常被男性学者误读或忽视），但作为人类学家的女性研究者却同样遭遇到被忽视的命运。

虽然有很多田野事实显示出研究者因性别因素影响而产生不同的田野研究经验并导致相应地研究结果，但是对于研究者性别角色与研究对象在具体田野情境中的互动机制却很少被重视。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者受反思思潮的影响时常反省自我在研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研究者的性别对其在田野研究与研究对象如何互动产生的影响却未被正面讨论过。本章的目的即是探讨在不同类型学分类下的场景中，研究者性别在跨文化田野工作中的影响模型，及具体情境中研究者所采取的对策。即当研究者进入田野场时，研究对象会自觉地定位研究者。研究者也会同时找寻适合自身的位置进行自我身份的调试。一般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价值预判其实反映的就是传统认识中的价值观。特别是研究者身为女性身份，虽然女性研究者在年龄、学术位置与个人经历等主体因素存在差异，但她们面临着共同的遭遇是常常被忽视了作为研究者的专业性身份，而被当作是一般传统意义赋予女性的角色，被忽视、作为协从者甚至只被关注到女性的身体本身。本章同时讨论女性研究者在面临这些情况时所采用的策略，以及在这样的情境下女性研究者怎样运用性别优势与田野对象互动，最后分别讨论研究者的性别如何影响其展开田野研究，以及性别化的知识生产的结果。(www.daowen.com)

女性主义者舒拉米特·雷哈兹（Shulamit Reinharz，1984）指出，图书馆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却很难找到有关实际研究过程的文献。工具书教导初学者研究应该怎样去做，却没有说实际上应该怎样做。研究报告描述的不是使用的逻辑（logic-in-use），而是建构的逻辑（reconstructed logic），报告往往根据规范准则撰写，不报道实际的研究经验。人类学者也常常把自己的研究经验和实际出版的学术论文分开。这种在出版论文中隐藏研究过程的现象，加强了人类学作为科学研究的理念，试图仿效自然科学，采用保持距离的研究方法，否定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阶级、性别、历史和情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应该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可以重复测试，因此经由不同研究者来操作也应当发现相同的事实，得到相同的结论。研究者的主观性应当排除在研究之外，以免造成偏失。因此，以往的社会科学在访谈、问卷调查及资料分析与撰写时，研究者的自我总是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