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凌诺夫斯基奠定了“科学民族志”的研究范式，包括两个知识生产过程，一是对异文化经田野调查后的全面描述，同时也可指将研究进行表述后的文本形式。以1922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出版为标志，成为现代民族志研究的一种经典的学术范式，即科学的民族志方法。这一范式要求一定时间的实地的参与观察来体验，从土著的视角进行分析，力求客观表述田野环境的真实性。此外，民族志研究还必须通过所记录的材料信息对组成该文化整体的各要素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解读，以文本形式为最终完成标志。在田野工作之后学者对资料的解读与整理，这符合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对于“客观性、科学性”的诉求，同时资料采集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形式成为人类学研究独特的特点。经典民族志时期的民族志文本写作有意避免研究者主观性对于分析的影响，要求客观地描述。民族志写作更倾向于还原真实的“本文”而非民族志作者建构的“文本”。因此，在早期的民族志作品中常以写作者“独白式”的论断作为科学权威来概括、提炼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帕森斯和理查德可以说是民族志书写革新的开创者，在20世纪50年代后大量对话体形式的文本产生之前，她们已经尝试使用这种不同于博厄斯范式传统的方法。这也是在当时克虏伯、洛维等博厄斯的男性弟子书写的民族志被标榜为权威的情形下进行的革新。帕森斯在对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宗教进行研究时，对当地女性采取更多的对话式访谈形式，关注女性的地位与角色。相比标准民族志的单一陈述纪事，她首创的“多人叙述”式研究方法综合了跨文化的比照、社会学批评以及前人权威性的论点分析等多种维度。超越了前二十年民族志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仅以观察者的角度出现的模式，民族志表述中的第三人陈述的形式，成为后续许多经典民族志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同时，帕森斯与克虏伯（Kroeber）在祖尼地区进行研究时，亦观察到一些被他所忽略的、具有女性经验特点的田野信息。

帕森斯写作的特色是将社会批评与跨文化民族志分析结合在一起。《老式女性》（1913）和《恐惧与习约》（1914）都是她将自身社交圈内的信息同其他文化的例证混合在一起比较后做民族志式的评论，而在此时她仍然保持博厄斯派的学术传统。当帕森斯转向人类学的时候，她对普韦布罗社会的女性角色分析相对之前的文本采用了更多开放式的对话体结构，而很少使用跨文化的比较或评论。巴巴拉·巴考克（Barbara Barcock，1991）对这种风格的评论是：“复调式的混合文类，引用、质疑那些在她之前的学者对普韦布罗地区生活描述的看法和权威性，并同自己的研究观点相比较。”^[42]因而帕森斯的民族志混合了多重观点，即作为观察者的人类学家、被观察的土著“他者”，对仪式的描述以及普韦布洛女性自己的叙述等。比如，在《拉贡纳的母亲和儿童》（1919）中，帕森斯给予自己的研究对象瓦纳（Wana）以自我言说的权力，用瓦纳描述自己孩子的命名仪式的语言作为民族志中的文本话语，包括瓦纳对巫师祈祷时祝辞的转译、对神坛的描绘等。^[43]很多对话段落都交织着帕森斯自己的声音，以及同其他在场主体进行交流的言论，都可以从她的文本中发现。帕森斯的民族志作品明确展现出文本表述的多样性策略，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学民族志才开始流行将观察者放置在文本中靠后的位置，转用第三人视角书写田野原貌，而这种情况在经典民族志时代已经出现在女性人类学家的笔下。(www.daowen.com)

人类学早期的田野工作方法具有矛盾性，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具有田野经历，另一方面却要消除观察者痕迹以便提炼出有意义的数据。理查德却是一个例外，以第一人称描述了自己在纳瓦霍生活的体验和感觉。将女性研究者经验代入传统社会学话语的叙述主体，使女性成为合法的知者。她的研究更多关注感觉，这在当时的民族志技巧中还很少见。理查德作为帕森斯的学生，也继承并发展了文本创新的形式。

理查德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西南部纳瓦霍地区的研究得到了帕森斯的赞助。她寄住在当地一个歌手家中，对编制工艺产生了兴趣并以此为途径获得信任感接近当地的女性。当地家庭生活给她提供了很多观察纳瓦霍文化的内部视角，实际上，她的女性身份也使她获得了纳瓦霍家庭中亲属关系的角色。她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以个人回忆为方法的民族志《蜘蛛女》（1936），另一本是小说体的《德兹巴：沙漠的女人》（1971）。《蜘蛛女》（1936）以复杂而长篇的对话为文本主体结构，同帕森斯的对话体民族志相比更为丰富，呈现了更多的研究过程。它详尽地说明了一个人类学家同研究对象之间互为主体的互动关系，并将对话记录完整描述出来。尽管理查德的民族志中有充满大量记录性话语和对这些话语的解释，但她所寄住家庭的成员的声音仍然通过这些对话展示给读者，在这些对话中转达出他们对事件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虽然理查德用自己的语言来形容研究对象说话时的情感，但依然以研究对象自己的词汇为文本的主要呈现文字。此外，理查德也将自己置身在文本中，她和研究对象的互动更多通过对话形式展开，并从自己的视角和观点来发掘这些互动过程的实质意义。相比给读者呈现一些分析性的概念，比如田野研究过程中互惠性的伦理问题等，用对话的形式描述她在西南部时生动而形象的生活，更加让人对纳瓦霍人的个性及作为作者的理查德的视角感同身受。为读者描述的是作为人类学者感受下的纳瓦霍生活。这种现代性的文本策略在同时代的经典民族志中非常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