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林斯也曾明确指出：没有哪一部好的民族志是专注自身的。民族志或明或暗都是一项比较。通过比较，民族志的描述变成了客观的描述。而对未经调和的感觉之朴素的、实证主义的感悟，同样也不是独立的，恰恰相反，它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理解，直到它对任一社会的感知都加强了对所有其他社会的看法……人类学除民族志外什么也不是。倒过来说会更好些：民族志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41]这段话表明他对人类学的基本立场。虽然对经典民族志来讲，“进入现场”的田野工作是民族志文本生产的特点，也是区别于历史文本或文学文本等文类的标志，但它并未包罗人类学的全部。人类学者在民族志的写作中往往具有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关怀。不论是原始社会异文化到自身文化复杂系统，还是整体性文化形貌到地方性文化特征的经历，这一点都有所体现。尤其在有关妇女与性别议题的民族志作品中，因为性别现象与文化概念的分析早已是民族志重要的一环，许多文化现象其实都与性别观念有关。对女性民族志的强调，并非将民族志从人类学规范中生硬的分割开来。一定程度上，民族志的文本发展同女性人类学者在学科中的存在状态有关。不论作为人类学家，还是具有性别身份意识的个体，两者间的联系都在民族志文本生产发展过程中引发或愉快或尴尬的评论，因为民族志文类已被一部分女性主义用来在其他学科中作为话语工具来表达自己的立场。(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