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英美人类学界几乎由男性学者主导，仅有几位女性学者在田野中展开以女性为主题的民族志研究。她们的研究起初只是提出女性角色在不同社会具有差异性这一观点，但随着民族志调查资料的不断积累，在博厄斯学派以历史特殊主义对抗种族主义的学术氛围中，作为人类普遍存在的生物性（sex）也在不同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中与社会性（gender）呈现出相对的特征。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传统，性别角色在其中也不例外，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历史形塑成为文化整体形貌的一部分。如若要更好区分性别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则需要运用民族志资料来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作用下的差异。米德（Margaret Mead）并未首先区分性别二分概念，但她却是在帕森斯等前人观念的基础上明确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进行性别研究的学者。她的《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一书通过调查在回答“难道我们能够认定，如同生理发育变化一样，青春期是每个姑娘生命历程中一段不可避免而且必然意味着冲突和压力的时期”这一存在于美国社会的问题，并得出不同结论。^[15]在几年之后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35）中则采取更多民族志资料来说明问题，运用比较的观点对三个部落进行田野调查，说明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如何在成长过程中分别对男孩女孩们进行培养，使其符合该历史文化传统的性别角色与气质：

根据我们所收集的材料，可以这样说，两性人格特征的许多方面（虽不是全部方面）极少与性别差异本身有关，就像社会在一定时期所规定的男女的服饰、举止等与生理性别无关一样……其中的事实证明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16]

在西方社会，普遍认为随着生理发育应该自然而然形成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包括个人气质、对社会角色的认知及一些日常行为都可以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相反的表现。米德关于社会文化环境会对两性人格有标准化塑形的作用这一观点，常被这一时期及后来的女性人类学者采用，用以反对种族文化差异及固定模式的性别鉴定。虽然在她的书中并未明确使用区分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属性的术语，但性别气质的观点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发展成形的性别作为社会等级的理论。^[17]

像米德的研究一样，很多女性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作品，如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ston）的《告诉我的马》（1938）探索美国与加勒比海的跨文化的女性经验，格莱蒂斯·理查德（Gladys Reichard）的《蜘蛛女》（1936）以研究纳瓦霍纺织女工的生活来揭示白人与当地土著的关系。鲁丝·昂德西尔（Ruth Underhill）的《巴巴哥女人》（1936）则通过描写作为白人的自己同土著女性乔纳（Chona）之间的关系来表达自身对性别认同的看法，因为她们都不认同自己社会所规定的性别角色，正如昂德西尔自己所说：“在巴巴哥（Papago）的女性文化里，存在着强烈的对女性不洁及随之产生的社会评判带来的恐惧。而选择乔纳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她并非典型的巴巴哥女性类型，反而更体现出一种独立自主……”^[18]在这些选择具有典型自身文化、同时又具有独特性的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里，女性学者的种族意识及性别观念对她们所写作的内容及研究对象形象有着明显的影响。(www.daowen.com)

另一部分作品并非将女性作为单一主体分析。赫斯顿（Huston）的《骡子与男人》（1935）对非裔巴西人社区的种族关系进行分析。《自由之后》（1939）是霍滕斯·鲍德马克（Hortense Powdermaker）以自己作为中介位置来描写在美国社区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敌对关系中进行工作的复杂性，因此鲍德马克的民族志被评价为“女性视角”的文本。她提到在社区研究中白人女性对黑人男性采访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而能采访到的黑人受访者只有女性。一个人很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两性双方那里获取到同等数量的有关亲密关系的材料，所以对一些问题，鲍德马克只能通过女性受访者来间接揭示男性的观点。^[19]兰蒂斯、赫斯顿、鲍德马克及其他同期的民族志大都是从揭示种族关系这一视角来解读性别差异。

这一时期在女性人类学家民族志中对父权统治的讨论时常会取代对种族关系的分析，揭示白人社会对土著或其他种族社区的统治压制的问题常被放置在文中次要的位置，而更为重视所研究地区的生活、经济活动中的两性关系问题。比如格莱蒂斯·理查德的《蜘蛛女》中有一节讲述，她向一位编织女工学习技艺而被女工的丈夫要求支付学习的费用。理查德处理这一细节时着重强调纳瓦霍家庭中女性赡养家庭的责任，而未从其丈夫“你学好了会回去教给白人女人，来削弱我们的生意”的理由，进一步对白人与当地土著间政治经济关系的背景的做深入解读。^[20]虽然种族、阶级特权等问题在她们的文本中未被明确标记出，但这表明这一时期民族志的女性视角不像第一阶段那样将女性作为身份主体来强调其普适性意义，而是作为一个媒介来理解不平等权力关系中文化与种族差异的问题。虽然，这一时期女性民族志主题寓意在于破除西方白人对土著女性的刻板印象，强调与西方社会的性别文化观相对的文化特殊性，但这些异文化观念往往也含有西方中心色彩。其中所出现的女性视角目的在于用来说明种族和文化相对特殊性，而非将女性一词视为普遍同受压迫的性别范畴。因此在这一主要目的之外，又引入了土著女性生活情境与所持有的相对差异观，这其实也是解释土著女性受压迫的社会结构合理化的一个做法。因为在后殖民主义批评看来，经典民族志中将土著人受到压迫的处境解释为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构，却没有讨论殖民主义带来的影响。但在后期的部分女性人类学家的观点里，殖民主义正是父权意识形态的发展极致。